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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无为”之为 ——读晋人陈頵论“中华所以倾弊者”有感 陈頵遗王导书曰：“中华所以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夫欲制远，先由近始。今宜改张，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 晋人陈頵曾向丞相王导进言，认为选择人才的失当是一国被颠覆的原因，从政者徒有虚名而不务实，人浮于事不思勤勉，会导致国家的衰落，而想要国家兴盛必须改变官员故作清高不办实事的风气，勤勉于政事。 然而他的谏言却并未得到向来“清静为政”的王导的认可，王导的无为而治，实际上是在世家大族的相互牵制下，以民众的利益为牺牲品，对于这些大族和官吏压迫百姓的行径不加干涉。在当时那个人浮于事华而不实的年代里，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多说少做、只说不做的风气，加上世家大族任人唯亲结党营私，风气衰败，多说者多得，务实者无功，自然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无为者为政，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有其合理性的，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便是“无为”的成功典范，给百姓以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有利于推进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但无为不等于“不为”，如果一个国家任由权贵气压百姓而“无为”，那么这个政权终将走向灭亡。此外，无为须有一定的时限，一个国家不能无止境的无为，长时间的无为必将造成官员的慵懒和政府机构的无效率，必然会有碍于国家的发展。 从为官者角度来看，统治者“清静为政”的政治态度实际上是在鼓励官员少做多说，因为多做不讨好，少说难升迁，长此以往，不办实事的官员晋升快，而勤政爱民求真务实的官员难有出头之日，国家政权必将崩塌。或许有人会说可以先说到位，等自己位高权重的再去务实，为百姓谋福祉。这是一种过于理想的状态，平心而论，不论一个人在初始时何其清廉勤政，当他在仕途中体验到了无须务实便可平步青云居庙堂之高，那么长时间在这个“大染缸”中浸泡后，当他位高权重之后，还会有多少勤政的动力呢？大多数人怕是早已“久居庖肆而不闻其臭”了。 反观“无为”之源，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道家认为统治者的作为会破坏自然秩序，扰乱天下法则，有害于百姓的正常生活。故其要求统治者采取无所作为的政策，让百姓自由发展。“无为而治”以“道”为本，以“治”易“乱”，无为才能无不为。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认为道以自然为本，对待万事万物应该顺其自然，不能干涉其自由发展的历程，人的干涉是一种“妄作”。在无为的条件下，事物、人身、甚至整个社会都可以按照自身规律发展，而人为干涉便是揠苗助长。《道德经》中亦有“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认为以无为待人处世，行教化而不言，成功业而不自居，便也无所谓失去。 由上不难看出，实际上道家的无为并非真正的“不为”，而是如司马谈所言“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境界。无为可以理解为“不妄为”，即“有所为而所为者不违道”。而后世统治者沿用道家“无为”思想时，却往往未能领会其中深意，仅从字面上理解“无为”二字，为政者不为，为官者不为，则国家秩序难存。纲常崩而无视，法纪亡而不治，是违背道与自然的，故此时“不为”便是“为”，且是“为恶”。 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的一次实践。汉初统治者因以秦亡为戒，加之战乱初歇，社会生产力尚未恢复，故实行无为而治。至文景二帝，依旧贯彻“无为”的治国方针，因此有汉初文景之治。班固于《汉书中》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可见，文景之“无为”，是不为有碍百姓休养生息之事，不为违背道义法度自然之事，才能是百姓安居乐业，生产力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复，使国家尽快走进繁荣的状态。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55931ef54693daef5ef73d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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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