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首诗的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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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点,首诗



三首诗的异同点

石壕吏

唐肃宗乾元二年春,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各率所部围安庆绪于邺城,由于指挥不统一,为安庆绪所败,六十万大军溃于邺城之下。郭子仪退守洛阳。朝廷紧急征兵拉夫。这时杜甫正从洛阳回华州司功参军任所,因途中亲见而作组诗《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因其基本上采用实录的笔法,所以有"诗史"之誉。然而诗人并非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他是怀着一颗炽热的仁者之心去审视国难民忧的:"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四郊未宁静,垂老未得安。""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quot;"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藜。"诗人怀着深厚的同情之心为人民长歌当哭:"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天地终无情""塌然摧心肝"。他记下了战乱时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青壮年全都上了战场,新安吏只好捉少年充军;石壕吏夜间突袭捉人,也只能带走一位老妪;潼关吏正加紧修筑城防;新婚的妻子含泪送别新郎;"子孙阵亡"的老人悲愤无奈地出征;无家可归的老兵已无须与谁告别。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深重的,但深明大义的人民却强忍悲痛而同仇敌忾,勇于为国分忧。诗人笔下的老妪、新嫁娘、垂老者、无家者,都富于可敬的牺牲精神。诗人写出了这些普通人朴实无华却可歌可泣的精神世界,令后人读之不免一洒"千秋之泪"。杜甫投宿石壕村,正碰上官吏捉人充军。诗歌用素描的手法,清晰如画地再现了诗人的这次亲身见闻。叙而不议,这是杜甫此类诗的特点。诗人的感情融会在平实的叙述之中,耐人寻味。一面是"夜捉人"的悍吏,一面是"逾墙走"老翁,这是多么不平常的时期!"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对比令人惊心。而老妇的陈辞,更是催人泪下。就是这样一位老妇,竟然真的被带走了。这或许是那位老翁"逾墙"时不曾料到的吧?

又呈吴郎

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为什么要放任呢?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仿佛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如果不是因为穷得万般无奈,她又哪里会去打别人家的枣子呢?正由于她扑枣时总是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所以我们不但不应该干涉,反而还要表示些亲善,使她安心扑枣。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云:“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真是不假。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是提防,心存戒备,其主语是寡妇。“远客”,指吴郎。“多事”,就是多心,或者说过虑。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是说,那寡妇一见你插篱笆就防你不让她打枣,虽未免多心,未免神经过敏;但是,你一搬进草堂就忙着插篱笆,却也很象真的要禁止她打枣呢!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你自己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你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为啥还要插上篱笆呢!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

登岳阳楼

杜甫到了晚年,已经是“漂泊西南天地间”,没有一个定居之所,只好“以舟为家”了。所以下边接着写:“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亲戚朋友们这时连音信都没有了,只有年老多病的诗人泛着一叶扁舟到处飘流!从这里就可以领会到开头的两句“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本来含有一个什么样的意境了。

这两句诗,从表面上看来,意境象是很简单:诗人说他在若干年前就听得人家说洞庭湖的名胜,今天居然能够登上岳阳楼,亲眼看到这一片山色湖光的美景。因此清人仇兆鳌就认为:‘昔闻’‘今上’,喜初登也。《杜诗详注》)但仅这样理解,就把杜诗原来的意境领会得太浅了。这里并不是写登临的喜悦;而是在这平平的叙述中,寄寓着漂泊天涯,怀才不遇,桑田沧海,壮气蒿莱……许许多多的感触,才写出这么两句:过去只是耳朵里听到有这么一片洞庭水,哪想到迟暮之年真个就上了这岳阳楼?本来是沉郁之感,不该是喜悦之情;若是喜悦之情,就和结句的“凭轩涕泗流”连不到一起了。我们知道,杜甫在当时的政治生活是坎坷的,不得意的,然而他从来没有放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哪里想到一事无成,昔日的抱负,今朝都成了泡影!诗里的“今”“昔”两个字有深深的含意。因此在这一首诗的结句才写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眼望着万里关山,天下到处还动荡在兵荒马乱里,诗人倚定了阑干,北望长安,不禁涕泗滂沱,声泪俱下了。

这首诗,以其意境的开阔宏丽为人称道,而这意境是从诗人的抱负中来,是从诗人的生活思想中来,也有时代背景的作用。清初黄生对这一首诗有一段议论,大意说:这首诗的前四句写景,写得那么宽阔广大,五、六两句叙述自己的身世,又是写得这么凄凉落寞,诗的意境由广阔到狭窄,忽然来了一个极大的转变;这样,七、八两句就很难安排了。哪想到诗






人忽然把笔力一转,写出“戎马关山北”五个字,这样的胸襟,和上面“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一联写自然界宏奇伟丽的气象,就能够很好地上下衬托起来,斤两相称。这样创造的天才,当然就压倒了后人,谁也不敢再写岳阳楼的诗了。

黄生这一段话是从作诗的方法去论杜诗的,把杜诗的意境说成是诗笔一纵一收的产物,说意境的结构是从创作手法的变换中来。这不是探本求源的说法。我们说,诗的意境是诗人的生活思想从各方面凝结而成的,至于创作方法和艺术加工,炼字炼句等等,只能更准确地把意境表达出来,并不能以这些形式上的条件为基础从而酝酿成诗词的意境。昔人探讨创作问题,偏偏不从生活实践这方面去考虑,当然就不免倒果为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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