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阴阳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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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千里之外的西欧大陆上西班牙舰队整装待发,将于第二年全部出动征英;而在中国,这块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土地上,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正如作者所言,“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这些小事如同锈迹斑驳的齿轮,相互咬合着嵌在钟表的机芯,推动历史的指针缓缓转动。大幕徐徐拉开,命运框住的悲剧悄悄上演„„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得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是的,这是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当日的封建制度已至山穷水尽,每一个人都被命运那无形的丝线牵引着,一步步走向惨淡的深渊,当历史的洪流滚滚而来,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然而,正是有了这“无关紧要的一年”,正是有了这“历史的大失败”,才可以保证中国与世界潮流的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以古为鉴,这些事件的启示意义不言而喻。作者以各个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而形成的细密而交叠的网格,这样延展开来的大历史观的确让人感到震撼。

书中几乎处处都体现了阴阳的存在。烛焰跳动、日影反照„„在堆叠的屋瓦和密层的树叶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光影斑驳、阴阳并存的世界,而那一个又一个悲剧人物无不是穿梭于这错杂光影中,在阴阳交叠中挣扎。在这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封建王朝中,一切都依照道德和“礼”的秩序运行,表面上看这样的“阳”推动着历史车轮的前进,然而这样的统治系统对人们的压抑和限制日益明显时,整个王朝已在缓缓倾斜,历史的轨迹也偏到一边。压抑在人们心中的“阴”,即私欲的枝叶便伸展开来。然而阴者中有阳,阳者中有阴,每一个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我们并不能明确地把王朝的覆灭归咎于任何一方。不过正是这二者的并存,才为后来的阴阳冲突埋下了伏笔。

万历皇帝朱翊钧具有典型的 “阴阳二重性”性格。从幼年开始,他就被禁锢在皇宫大院之内诵读“儒家经典”,接受封建礼教的正统教育,不能够稍有越轨。在登基之后,更是受到各种繁文缛节的束缚,但为了治国的理想,他也默然接受。他励精图治,热心参与各种典礼,策励臣工趋向勤俭笃实。为了巩固政权,他依靠张居正、冯保等人,清除了傲慢并轻视皇权的高拱。当张居正权势日益增强,他又顺应大部分臣僚的意图,削弱了张居正的势力。但随着年龄地增长,他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僵化的行政事务中如同一具机械,属于“人”固有的那份个人情感也在日益膨胀,在立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封建礼教和个人情感的尖锐冲突下,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让他在阴阳中不断挣扎,最终他选择了消极待政,一度消沉下去,于是历史上就多了一位慵懒无能的皇帝。

张居正更是具有阴阳两重性的典型人物。张居正身居要职,是普遍认为的有眼光、有心计、有魄力、有谋略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一方面,他尽心尽力辅佐年幼的万历帝,采取断然措施解决轻视皇权居功自傲的高拱而登上“首揆”之位,在危难时刻保障了皇帝的安全;同时又监管万历的教育事务,以严师的身份督促小皇帝认真读书,并以礼教的要求,指导万历帝如何尽孝、如何关注苍生、如何厉行节约,俨然是一副鞠躬尽瘁的忠臣加严师的典范。另一方面,“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及其奢侈。他聚集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但是,这位节俭的倡导者,


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力”。这样一个清正廉洁、忠于皇上的正面人物,除去仁义道德的光鲜外壳,私下竟倚仗万历皇帝的支持,利用制度的缺陷,玩弄权术,削除异己,安置亲信。最终身败名裂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申时行虽然行事风格与张居正截然相反,但也“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和卖友误君的小人”,“只不过老成练达的申时行善于洞察事情的阴和阳罢了”。张居正如此,申时行如此,而其前辈高拱、严嵩,甚至整个文官集团又何尝不是这样的“阴阳”人物。

即使公认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教诲将士为国捐躯,拼死疆场的同时,也难逃暗中纳妾、行贿贪污的牵嫌。甚至连最享盛名的礼仪典范海瑞,也“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以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而名士李贽性格的两重性则更多地表现在思想道德上的迷茫和矛盾。李贽无疑是封建社会中具有叛逆性格的思想家,他虽然已经意识到“礼仪”的虚伪,但他在斥责“礼仪”的同时,却无法构建足以抗衡“礼仪”的理论体系,最后只能在迷茫和矛盾中了却一生。

可见,随着大幕的徐徐拉开,登场的人物无一不在阴阳两重性的挣扎中走向悲剧的结局,这样的巧合的确引人深思。大明王朝道德的扭曲、法律的缺失正是在这样的阴阳困惑中得以体现。正如作者在附录中所言,“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情势的单独决定。”也许拥有这样的大历史观才能全面地剖析历史、感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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