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友情与讨论”看《八十年代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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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与讨论看《八十年代访谈录》

作者:徐静茹

来源:《速读·中旬》2017年第08

要: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的、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友情,以及伴随友情的热烈批评与讨论,曾经在八十年代帮助无数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文学的灿烂时代,即使在今天,它依然是文学艺术不断获得新的活力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八十年代;友情与讨论

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的、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作为激情、浪漫、真诚、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八十年代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青春之梦。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发生的一切正在被人逐渐淡忘。在经历了太多动荡、挫折之后,中国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告别过去、瞄准未来、轻装前进。但过去却实实在在地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遗留在我们传给后代的基因里。作者查建英作为八十年代的亲历者和那个年代文化复兴的在场者,通过《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为我们勾勒出八十年代的壮丽图景,并希望找出今日问题症结之所在。

其实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是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一本对话录,书中十一个受访对象都是引领八十年代潮流的风云人物,他们是北岛、阿城、陈丹青、刘索拉、崔健、陈平原、田壮壮、李陀、栗宪庭、甘阳和林旭东,他们都是八十年代的受访者,在那个年代特立独行地展开了精神远行与精神漂泊,作者查建英在与他们交流时,选取了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的热点内容作为话题,在回顾八十年代的同时也进行了反思。 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受访人之一的李陀先生曾经说过,八十年代的问题太大、太多,必须对涉及八十年代的各个层面的历史都要有所了解,不仅仅是四九年以后建国的历史,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改革的历史,社会思潮演变的历史。对此,笔者也是很有感触,越以为自己对八十年代已经了解了很多,就越会发现自己其实不知道的更多,正好应验了波普尔的那句话:我所追求的知识只是为了证明我无知的无限。所以,笔者想从友情与讨论这样一个很小的角度来看八十年代。

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对那时候炽热的友情有着很深的印象,但是到了九十年代,这种特殊的友情就消失不见。因为在那个时期,这种友情的形成离不开两个条件。第一个原因是其背后的生活方式,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普遍的各自为战的生存压力,朋友们可以大半夜在路旁聊天,直到凌晨尽兴散去,也可以在朋友家中聚会,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比如说李陀就曾经和张承志等一些人在马路边上一聊聊一宿,渴了就在路边啃西瓜。李陀以相当怀念的口吻回忆了80年代思想文化界人士之间的那种大气的友情,就此而言,他的谈话简直就是一曲友情的挽歌。他感叹现在的朋友聚会只是吃、喝、瞎聊,思想讨论不再成为聚会的主题。查建英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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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现在北大老同学聚会谈得最起劲的是房子和装修。九十年代开始,时间与空间的变化是炽热的友情与讨论消失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八十年代的人都是有激情的,这种激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就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典知识群体意识,其二就是社会主义历史观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起作用,虽然在文革之后,大家普遍采取的怀疑的态度,但是毛泽东的历史哲学依然在起作用,大家都认为自己对于历史是负有责任的,我们从江河的诗句中就可以看出来:就从这里开始/从我个人的历史开始,从亿万个/死去的活着的普通人的愿望开始。栗宪庭在谈到80代与90年代艺术家所谈论的话题的显著差异时说:后来既不谈哲学,也不谈文化,也不谈艺术,谈女人谈生活。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琐碎的生活啊!友情的基础当然是共同的美善,这就要求生活的高度和对精神的更高追求。共同的美善是否大气,决定着友情是否大气。如果精神没有了更高的追求,共同的美善要么难以达成,要么难有宏大的气度。

当然,友情与讨论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这之前半个世纪,在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就有着以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俞平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圈子,他们之间的友谊既有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情操,也有旧北京所特有的氛围,比如戏曲就在其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他们之间的友情可以用温馨、精致来形容,而八十年代的友情则是烫人的、平民的。

八十年代的友情不仅延续着革命时代的激情,而且它本身就是革命时代的产物——虽然它们的批判往往直接指向革命本身。正是由于和革命时代的联系,八十年代的友情实践并不是在少数精英文人沙龙里发生,相反,在普通百姓中也很活跃。这种群众性的、广泛的思考和反思实践,是八十年代思想生活最重要的特征,它不仅为新启蒙思想解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氛围,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论题和知识准备,而且还为两个思想运动提供了更为重要的新一代知识人。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友情与讨论帮助八十年代开创了一个在混乱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的局面。

虽然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但思想大活跃并不一定代表思想大丰收,因为八十年代的学人普遍有着两个比较明显而且非常致命的缺陷。第一个就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之后,他们都没有深厚的知识作为支撑。第二个局限就是八十年代那批人在援西入中的时候,有着非常深的普罗米修斯情节,不约而同地把手伸向了西方的经典理论,比如哲学是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美学是克罗齐,社会学是韦伯,心理学是佛洛依德和荣格,文化符号学是卡希尔,这就造成了与当代知识的严重脱节。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萨特在青年人的圈子里有不少追随者,但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一场让萨特理论最后黯然退场的大辩论,列为斯特劳斯与萨特之间的辩论,几乎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说,虽然八十年代思想活跃,但是并没有非常巨大的思想收获,在学术上的成就还略逊于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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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十年代,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友情与讨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角度。在中国,友情,以及伴随友情的热烈批评和讨论,曾经在八十年代帮助作家创造了一个文学的灿烂时代,而且,即使在今天,它依然是文学艺术不断获得新的活力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江河.从这里开始[M].花城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徐静茹(1995.07.12),女,汉族,江苏扬州人,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2014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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