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视角重释艾迪与他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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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主义视角重释艾迪与他人的关系

摘要:福克纳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南方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949),与詹姆士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同为意识流写作大师。他的小说《我弥留之际》讲述的是本德仑一家送女主人艾迪归葬她娘家人墓地的故事。不少学者从小说的叙事风格入手研究该作品。此外,还有对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心理分析、存在意义探析,或是对作品语言表达方式的解读,等等。本文借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的主要概念研究艾迪与他人的人物关系,以此暗示现代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困境,从而引发人们对女性面临的多重困境的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艾迪;《我弥留之际》;人物关系;《第二性》

威廉福克纳(1897-1962)是美国南方的著名文学巨匠。在他创作早期,国内对其作品评价并不高。当他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时,还备受争议。但欧洲不少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如加缪、萨特、马尔罗对其作品推崇备至。福克纳一生中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120多篇短篇小说以及其他诗集和散文,其代表作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等等。

被福克纳称为神来之笔的《我弥留之际》标志着美国爵士时代的终结,颇受国内外学者的热议。在小说的叙事视角方面,国内学者王欣和石坚从达尔的双视角研究了小说中的双重性,得出结论视角的分裂最终证实了达尔的疯狂”[1]在小说的语言层面,跨文化学者特勒尔特贝茨从互文性角度比较了《我弥留之际》和《杯酒留痕》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话语,肯定了语言对身份构建的作用”[2] 另外还有从存在主义、象征主义、原型批评等视角对该作品的研究。本文借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的主要概念研究艾迪与他人的人物关系,以此暗示现代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困境,从而引发人们对女性面临的多重困境的进一步关注。 一、艾迪与男性的关系

西蒙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宣言书和当代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它不仅引发了人们反复思考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相关议题,更是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3]。其中,关于女性的定义,波伏娃称他是主体,是绝对的,而她是他者”[4]16。在《我弥留之际》中,艾迪与主要男性角色的关系就是如此:艾迪在她父亲、丈夫、情人面前,总是他者的形象。

首先,艾迪与父亲。艾迪的自述里,提到她父亲三次,大多都是关于他对生活的看法。她对父亲最多的记忆便是我只能依稀记得我的父亲怎样经常说活在世上的理由仅仅是为长久的死亡作准备”[5]183。年幼的艾迪并不懂这话的含义,但同她父亲一样,她对这世界也抱有一种消极态度。父亲只告诉她活着是为了死亡作准备,但没有教她具体如何做准备。她不由得恨自己的父亲为何要生她、培养她。即使之后她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教师,能养活自己,她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她觉得这工作就是她为自己准备长眠于世的途径。受父亲对生活的消极态度影响,艾迪对自己的生活、工作始终怀有一种否定。在她与父亲的关系中,她是被影响的他者。

其次,艾迪与丈夫安斯。在和安斯一起生活的日子里,艾迪总是觉得孤独,不被理解。从他们婚前的对话里可以看出,艾迪认为嫁给安斯之后生活会比较容易。关于安斯,她清楚两点:第一,他独自生活;第二,他有房子和一个不错的农场。这两点已足够让她接受安斯。但婚后的生活远比艾迪想象的艰难,尤其是


她怀孕之后。艾迪本身对于生孩子这事是拒绝的,但也只能勉强接受了大儿子卡什的来临。当她发现自己又怀上二儿子达尔时,她几乎不敢相信,觉得被安斯骗了。而安斯无视她的感受,对她说:别胡说了,你和我小孩还没生够呢,才两个。”[5]187 这时,艾迪意识到安斯是把她当生育工具,而不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因此,在他俩之间,艾迪是被利用的他者。

最后,艾迪与情人惠特菲尔德。事实上,艾迪清楚自己和牧师惠特菲尔德的关系是不道德的,是有罪的。但她仍然选择犯罪。因为艾迪坚信她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赎罪,这一点从她和邻居科拉的谈话中可知。她认为牧师惠特菲尔德就是她可以犯罪的对象,于是,她背着丈夫和牧师相会,并生下了三儿子朱厄尔。当艾迪和牧师在一起时,她发誓不会泄露他们的越轨行为,事实上她也做到了。但牧师自始至终也没有维护过艾迪。在她临终之际,牧师也只是懦弱地与自己做了一番思想斗争要不要去跟安斯承认,最终艾迪去世时,他也没有勇气吐露事实。在她和情人的关系中,艾迪是被轻视的他者。

二、艾迪与女性的关系

波伏娃在书中对婚姻的看法是,作为劳动力,男性除了家庭,还能参与社会事务,有所作为,而女性往往受制于生育和家庭角色而放弃了争取同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4]419 《我弥留之际》中两个家庭中的女性——科拉和艾迪就是如此,受困于父权社会,但前者逆来顺受,后者叛逆反抗。

小说中,科拉是唯一跟艾迪走得较近的女邻居。在家庭中,她们同为女性和母亲,对彼此的境遇相互理解。但在宗教方面,科拉是一名坚定的基督徒。她坚信,是上帝赋予人类才能,而芸芸众生的命运就是受苦同时提高声调去赞美上帝,也只有上帝才能判定何为有罪,何为得救。她一直按上帝和正常人的标准,堂堂正正做人,为了她信奉基督教的丈夫的荣誉和安康,也为了她信奉基督教的孩子们的爱和自尊。而且,她认为这就是一个女人应该在的位置,她时常用这些信仰宽慰艾迪,但艾迪并不认同。

相对科拉,艾迪在宗教上就不那么虔诚。艾迪对自己的丈夫并没有从一而终,对自己的孩子也不是一视同仁地关爱。关于对的思考,艾迪并不依仗上帝的判决。她深知自己的罪在何处,即她与牧师的私通。为了弥补对丈夫的亏欠,她又为他生了女儿杜威德尔和小儿子瓦达曼,在她看来,这就是她赎罪的方式。艾迪认为科拉所谓的祷告只是没有意义的言语,并不是得救的途径,因此,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了自己的信念——认罪和赎罪。 科拉和艾迪在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不同的命运。学者刘岩总结《第二性》里的主要观点时提到女性无法分享一致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使得女性难以形成意识共同体”[6],这说明了科拉和艾迪从来不是一起对抗父权文化的同盟 三、艾迪与孩子的关系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提到女性有一项职能是自己无法完全做主的,即为人母”[4]655小说中,艾迪是五个孩子的母亲,虽然这并非她所愿。她对卡什、杜威德尔和瓦达曼没有明显的喜恶,朱厄尔是她最钟爱的孩子,而达尔是她最忽视的。

艾迪的大儿子卡什勤劳,老实,是个好木匠。母亲的棺材就出自他之手,他对棺材制作13点设想,显得他有些古板,但体现了一个木匠对精湛技艺的坚持。他沉默寡言,能吃苦。出殡途中,他失去了一条腿。他对母亲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小儿子瓦达曼智力低下,他对母亲的爱是出于本能。但他把母亲和鱼混淆起来,还误以为皮保迪医生谋杀了他的母亲,用棍子去打医生的马,当母亲入棺,他又用钻子在棺材盖上钻孔,结果毁坏了母亲的脸。在内心深处,他大概是无法接受母亲离开而干出那些蠢事。相比卡什和瓦达曼,女儿杜威尔对母亲没有流露更多的感情。当然在母亲弥留之际,她也在床榻边伺候。她跟莱夫有了孩子之后并没有告诉母亲,之后她跟随出殡更多是为了进城设法堕胎,然而并没成功。她的命运不会比母亲的更好。

至于朱厄尔和达尔,跟母亲的关系比较讽刺。朱厄尔是艾迪最爱的孩子,但朱厄尔并没有那么爱他的母亲,他或许更爱他的马。为了买一匹马,接连几个月,在夜里打着灯笼他一个人整治了四十亩新地才挣到买马的钱。根据科拉的叙述,他时常发脾气或者生闷气,想出


各种恶作剧耍弄他的母亲。为了挣三块钱的外快,朱厄尔还放弃了在母亲临终时与她吻别的权利。即便如此,艾迪还是最宝贝朱厄尔。相反,达尔是最深爱母亲的孩子,但却被刻意忽视。达尔知道母亲不忠的秘密,也知道朱厄尔并非他的亲生兄弟,但达尔从未做出伤害他母亲的事。他知道母亲的尸体已经腐烂,为了使母亲入土为安,他选择了纵火,但被妹妹告发,最后进了疯人院。 四、总结

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描述了美国南方人民的苦难生活,体现了作者对人类普遍悲惨命运的关注,尤其是对女性的苦难的同情。借用波伏娃的观点,从女性主义视角对艾迪与他人的人物关系分析展现了像艾迪一样的女性面临的生理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她们被当做人类繁衍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因被否定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而深受压抑。尽管当今女性主义运动已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女性解放之路仍然漫长。 参考文献

[1]王欣,石坚. 双视角与双重性——《我弥留之际》中达尔的视角与心理的关系[J]. 中山大学学报,200646(6): 7276.

[2]Terrell L. Tebbetts. Discourse and identity in Faulkner’s As I lay Dying I and Swift’s Last Orders [J]. The Faulkner Journal, 2010, spring: 69-88.

[3]Nancy Bauer. Must We Read Simone de Beauvior? [J]. The Legacy of Simone de Beauvior. Emily R. Grosholz, ed.. Oxford: OUP, 2004: 115-135.

[4]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M]. H. M. Parshley, trans..London: Lowe and Brydone Ltd., 1956.

[5][]福克纳. 《我弥留之际》[M]. 李文俊,译. 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4. [6]刘岩. 第二性[J]. 外国文学20164:8899.

作者简介:廖三陶(1993-),女,汉族,四川达州人,学生,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现当代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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