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民族志: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情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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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民族志: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情境教学

作者: 罗意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2015年第8



罗意

(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摘要: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但在教学中却很难做到化复杂抽象为浅显易懂。仅通过教材的学习,初学者很难体验田野调查方法的奥妙,并获得不同方法在田野中的操作经验。文章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教学应重返方法产生、形成、发展和实际运用的民族志情境中,将民族志中的典型案例与教材内容相融合,通过情境教学改革将课程内容化难为易、化生为熟。

关键词: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情境;情境教学;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8-0177-02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适应性、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学科,既致力于发现、记录和拯救异文化,又力求通过异文化的描写反思本文化。路径就是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民族志文本呈现异文化,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反思本文化。因此,田野调查就是人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然而,在教学中长期存在如何将复杂、抽象和艰涩的田野调查方法以浅显、生动和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授的问题。这是因为,尽管各种教材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田野调查方法的内涵、形式与操作流程,但无田野经验者很难体会其中奥妙。同时,由于人类学的研究多是异文化的研究,这就涉及研究者进入田野、融入研究社区的社会文化和从中获得材料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高度的经验性。体验与经验很难通过教材传递,而这却是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最重要的部分。笔者认为,克服这一难题需要采用情境教学方式,通过重返民族志情境,去呈现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经历、各种方法的运用过程、由点及面的材料获取方式和调查中的真情实感,将课程内容化难为易、化生为熟。

一、作为文本与方法的民族志

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尤其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存在的根本。[1]它既是人类学家深入到特殊社区生活中,从其内部着手,通过观察和认知,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客观的民族学描写而形成的文本,也是人类学家在20世纪初期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

作为文本的民族志旨在“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楚他对世界的看法”,就是要理解“土著人的内部眼界”。民族志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提出了民族志的三个基础:第一,部落的组织及其文化构成必须以翔实明确的大纲形式记录下来;第二,研究者必须填入日常生活中不可测度的方面和行为类型;最后,提供对民族志陈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项目和巫术程式的汇集,作为语言材料集成和土著人精神的资料。[2]显然,民族志并非是社会文化生活各事项材料的简单堆砌,而是要以某一主题为中心,在不同社会文化事项的关联中呈现研究对象的生活及其对世界的看法。格尔茨说:那些最初只是一面之缘的经验,和并非完全亲眼目睹的事件,最后究竟如何变成成形的、被记录或重述的事实?这似乎主要得益于过程中集合而成的总体印象,也就是那些关于事物之间如何联系的经过加工的意向。[3]




民族志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包括参与、观察、作田野笔记和访谈等。参与观察是搜集第一手材料最基本的方法,要求观察者在较长时间内置身于被观察者的社区中,通过参加他们的日常活动尽可能成为其中一员。借此,调查者就能够对社区中发生的任何事情了如指掌,社区中生活的经验可使研究者更客观和更包容地理解社区成员的行为、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还便于学习当地语言并从当地人的视角理解其文化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调查者可以就特定问题拟定访谈提纲并确定访谈对象,开展结构性与非结构性访谈。调查者也要养成作田野笔记的习惯,记录自己的感受、认识和发现的问题。随着人类学的研究由简单社会转向复杂社会,定量研究的重要性凸显,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民族志中实现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

二、民族志情境中的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志通常被称为人类学家的“成人礼”。人类学家进入田野后都会经历进入、文化震撼、建立和谐关系与理解文化的过程,并逐渐形成对田野调查方法高度经验化的认知。因此,田野调查方法的教学不仅需要讲清楚各种方法的原理、规范与操作流程,也要展示这些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过程,并融入人类学家的经历、体验与认识。民族志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天然的基础,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民族志提供了人类学家融入调查社区的生动情境。融入调查社区,是田野调查迈向成功的第一关键步骤。在教材中,通常会将之简化为“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指出这是克服“文化震撼”最有效的办法。文化震撼是指研究者在进入异文化时出现的心理和文化方面的不适应,表现为焦虑、烦躁、迷茫和较强的挫折感。比如,格尔茨与妻子在巴厘岛的田野中与当地人一起观看斗鸡,遭遇警察逮捕斗鸡者。他们便与当地人一起狂奔躲避。正是这一举动,让当地人接纳了他们,迈出了田野的第一步。[4]更多的人类学家则是在学习当地人的语言、文化与行为方式中不断犯错和不断被纠错的过程中,逐渐融入调查社区。在教学中,一方面要向学生讲授融入社区的重要性和可能遭遇的“文化震撼”,另一方面要运用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实际案例呈现文化震撼的表现形式,以及融入社区的方法和过程。关键是要将抽象的教学内容重新带入民族志情境,借助情境化的体会和经验让学生在进入田野前做好心理准备,并在田野中积极调适。

第二,民族志提供了在田野中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开展研究的典型案例。所有人类学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即都知道原理,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会有无从下手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被比喻为“骑单车”,即看似容易实则困难。以访谈为例,研究者事先拟定了一份访谈提纲,但在访谈时通常会被受访者的谈话打乱,或是被引入一个未知领域。有经验的调查者会暂时将提纲弃于一旁,沿着受访者的思路获取新信息,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将受访者引回主题。同时,研究者也将与其关键报道人一道重新修正访谈提纲。访谈中获得的新信息需要再通过其他受访者提供的信息,或是通过座谈会与问卷调查的信息加以验证。参与观察、座谈与问卷调查中也必然会出现类似的情形,学生经常会提出如何参与、观察什么、怎样提问、怎样组织座谈会等基本问题。因此,从民族志中抽离出每一种方法运用的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民族志情境或是模拟民族志情境,让其体验“骑单车”的过程,加深印象,增强对田野中各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能力。

第三,民族志提供了以问题为中心由点及面地展开研究的全过程。任何一项调查都是从一个具体问题或现象入手,逐渐将相关社会文化事项纳入研究视野,最终在关系丛中阐明问题并展现社区的文化全貌。这就要求,田野调查者对文化事项之间的内在关联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能够顺着关系逐层发现新材料。这一过程既是“管中窥豹”,又是在相互嵌入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发现并解释具体问题,这是人类学整体论的要旨。每一位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都是以此种方式展开,并必然在民族志中展现出来。一本好的民族志就是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由点及面开展工作的范例。因此,田野调查是一段不断由已知迈向未知、充满惊喜和不断探索的奇妙旅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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