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儒雅风度,不要附庸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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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儒雅风度,不要附庸风雅

作者:宋志坚

来源:《领导文萃》2009年第13

阅读4:

中国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传统。立德者,乃忠孝仁义之典范;立功者,乃安邦定国之梁柱;立言者,则是著书立说之哲人。此三者有分别亦有交叉。就说立功者与立言者——立功者(无论是浴血沙场的武将,还是经伦济世的文官)未必都能著书立说;著书立说之人中却未必没有这种安邦定国的功臣。汉之贾谊作《治安策》,这是职业行为;唐之元稹作《莺莺传》,为业余爱好;司马迁发愤著《史记》,纯系专职;房玄龄领衔编《晋书》,却是兼差,仅从唐太宗为《晋书》的《高祖宣帝纪》、《世祖武帝纪》、《陆机、陆云传》和《王羲之传》撰作史论看,房某这个主编并非虚衔。至于孔明作《出师表》,韩愈作《鳄鱼文》,王安石作《答司马谏议书》,更与本职工作密切结合。这都是单篇的文章,不少文集却正由这样的单篇汇集而成。看看各类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便可知,有不少流传或曾经流传的书籍,无论经、史、子、集,还正出于当时的各级领导干部之手。其中,有的是专业干部”,有的却是地方以至中央之政要。

对于领导干部著书立说之利弊得失,很难一概而论。

领导干部著书立说有其优势。他们的立足点高,接触面广,视野相对开阔,这有利于著书立说之时能有高屋建瓴之气势,又能避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之弊;他们的阅历丰富,饱经磨炼,深知官场之曲折与深浅,知世论事,亦较能切中肯綮;他们在其位须谋其政,“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得事事关心”,这更是探索社会变更与兴衰交替之内在规律,并对家事、国事、天下事发表自己见解的必要前提。当然,这种优势是潜在的,并非只要是领导干部,便能意识到这种优势,并使这种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领导干部著书立说也有劣势。其中之一,就是忌讳较多。有的话,一般人能说,领导干部就不便说。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原中央党校党务副校长高扬同志曾对我说,他写过十几篇有关党的建设与腐败现象的文章,都不宜公开发表,只能提供给中央领导作参考。那时他已不在位,但以他之身份,还得考虑到实际影响,这或许是客观环境之约束;也有的话,一般人敢说,领导干部就不敢,怕说了得罪上级,得罪同僚,触犯潜规则,退下来之后才敢放开了说,此中就有主观上之患得患失了。

领导干部著书立说有其益处。著书立说,首先是一个迫人思考的过程,有利于他们将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各种富有生气却又杂乱无章的原生态之素材,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著书立说,难免引经据典,这也是一个促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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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过程,有利于他们从古今中外的各类书籍中汲取养分充实自己。著书立说,还会有各种思想的碰撞,其时冒出的火花,包括励己励人的警策,往往就是自己的感悟与心得,这又是一种自我修养。凡此种种,都能使领导干部思想境界与领导能力得到提升。

领导干部著书立说也有其害处。著书立说,是领导干部有儒雅风度的体现。但这并不是说,领导干部只有著书立说才有儒雅风度,更不是说只要是领导干部就能著书立说,或只要是领导干部就得著书立说。没有著书立说之实际能力却硬要去著书立说的,不是儒雅风度,只是附庸风雅。这种附庸风雅俗不可耐,怎么也雅不起来。而且,一旦由领导干部的权势促成,更会酿成一种公害。

为了防止与消除这种公害,我以为,领导干部著书立说,当有三忌:

一忌捉刀代笔。既然是著书立说,当然不能由别人代劳。别人代劳,著书立说的是别人,在别人的劳动成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就算是自己的著述,未免自欺欺人。

唐代有个叫马周的人,“客游长安之时,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并代常何拟陈应对旱灾的便宜二十余条。唐太宗阅后大为惊讶——“何武人不学”,仅凭常何的水平,是写不出这便宜二十余条来的。常何如实禀告:这是他的家客马周为他起草的。唐太宗立马召见马周,与他愉快交,并委任他为监察御史。这个历史掌故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常何这类领导干部缺乏著书立说的实际能力,如果硬要著书立说,只能捉刀代笔。但别人写的东西,你认可了就是你的,毕竟是一种强盗逻辑。这种捉刀代笔,只能有两种结果:一是捉刀代笔者为马周这般出类拔萃的才子,即使不能一下就让人看出并非是你自己的东西,最终也会被人发;二是捉刀代笔者其实也是平庸之辈,出乎其手的东西,当然也难免平庸。将平庸之作汇集成书,只是在这世上平添了一堆文字垃圾。纵然署上了你的大名,世人也不屑一顾,更不要说能够流传于世。

无论于人于己,于国于民,缺乏著书立说之能力的领导干部,都以不去著书立说为好。实在戒不掉这种嗜好,那么,不妨先老老实实地从头学起。

二忌言之无物。著书立说,既然称之为立言,自然得有自己的东西。言之无物,乃是因为让套话、空话、官话充塞其间。如此立言”,又如何立得起来?!

领导干部要著书立说,就像领导干部要学会亲自说话一样,也有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一是要有自己的思想,不要人云亦云,这样才能少一点套话;二是要有自己的角度,不要面面俱到,这样才能少一点空话;三是要有自己的语言,不要东施效颦,这样才能少一点官话。通篇都是套话、空话、官话的所谓著述,一句一句地从领导口中念出来的时候,人家就听得心烦;一篇一篇地在报上发表的时候,人家就看得头晕;将这种东西汇集了出书,或者以这种格调著书立说,能不让人心头添堵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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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话、空话、官话之类,都可归结为官场的产物。这也是领导干部著书立说的一大劣势。因为唯有说套话、说空话、说官话保险,有自己的思想、角度、语言的,容易出差错,容易得罪人,容易被人抓住小辫子,这才使不少领导干部热衷于说套话、说空话、说官话。于是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难得有自己的个性,更难得有自己的真实思想与真知灼见。因为难见其真,方才被人视同带了面具演戏。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很难摆脱某种官场陋习。想要著书立说,却先得摆脱了这种陋习。难而能为之,方才称得可贵。

三忌追名逐利。一旦与权力系数相结合,包括著书立说之能力在内的任何能力,都会成倍成倍地放大。因此,领导干部著书立说,很容易成为追名逐利的一种途径。

不妨这样假设:假如你有权有势,你的著作却不够出版水平,但只要你有这种愿望,自有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会出面为你张罗,稿费从优了还得感谢你的支持与厚爱;假如你的著作离获得某个奖项还有相当距离,但只要你透露一点想获奖的意思,自会有文联、社科联的或别的什么组织的人出面为你运作,诸如组织书评,组织研讨,联络评委等等,得一个大奖不是没有可能,弄一个荣誉奖什么的更是易如反掌。人们往往认为这类对于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其实不然。我曾在一篇叫做《龙坛登文术》的文章中说:“商人有文而为儒商’,军人有文而为儒将’,官人有文自然也就成了儒官。一旦成了儒官’,就像小家碧玉出落为大家闺秀,仕途也就大大地开阔了起来。所以,登文之举,说到底还是为了登龙正因为此类具有圈外人难以想象的意义,很容易诱使某些在官场上混的领导干部热衷于花力气去追逐。

与名密切相关的便是利。名至实归”,此中的一个,便可解读为实惠与利益,稿酬与奖金自不必说。只要手上有权,不管是哪个档次的著作,都不怕没人帮你发行,都不怕因为没有印数而不能开印。像胡建学那样在自己的辖下把他的胡选当做干部必读书去推销,以将盈利收入囊,还是等而下之的手段。

领导干部著书立说之所以要切忌追名逐利,因为把著书立说当做追名逐利之手段,必然污染社会风气,导致官场腐败与学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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