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谪职阳山的原因初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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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谪职阳山的原因初析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然而,就是在韩愈准备施展人生抱负时刻,却遭贬官连州阳山令。关于韩愈谪阳山的原因历来争论,至今不休。本文就韩愈谪职阳山原因做简单的探析。

一曰:论宫市之弊,为权臣所恶,权臣杜佑也。所谓“宫市”是皇宫派宦官到市场上强行购物(实为掠夺)。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反映的就是宫市之事。韩愈极论宫市之弊,希望皇帝下令废除。但由于积习已久,废除谈何容易。

二曰:韩愈出言过激,柳、刘泄密,为韦执谊、王叔文忌恨,谗于上遭贬。

在《忆昨行和张十一》诗中韩愈说:“忽有飞诏从天来,伾文未翦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 “二王八司马”指的是的王叔文、王伾、韦执谊。德宗贞元十九(公元803年)年被贬往阳山的,那时顺宗尚未继位,韩愈最反对的二王由于棋、书技艺出众,正以翰林待诏的闲职身份,在陪伺还是太子的顺宗下棋、写字。因为是政见的不同,“为韦执谊、王叔文忌恨,谗于上遭贬”

三曰:为以上两事。分则无有,合则何谓?(综合上述两个原因)

四曰:论天旱人饥,遭权幸嫉恨。据韩氏的侄女婿李翱说是“为幸臣所恶” 幸臣指李实,时任京兆府尹,他不止一次地对德宗说:“今年虽旱,而谷甚好”,因而不顾一切地严征暴敛,以致民不聊生,纷纷出逃,饿殍曝露沟壑,无人掩埋。韩愈在《御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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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论天旱人饥状》中说:“今年(贞元十九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至闻有(百姓)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伏乞特敕京北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腹内,当时俗语,意思与后来的‘名下’相同),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蚕丝上市,麦子收割的时候),庶得少有存立(勉强可以过活) 这篇奏状上呈之后,德宗皇帝李适(kuò),不仅没有采纳韩愈的建议,反而在贞元十九年十二月将其贬至阳山行县令。韩愈敢于把百姓遭受的痛苦全盘揭露出来,自然要触怒幸臣了。“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清华对于韩愈谪阳山的原因曾有这样评论:韩愈虽为四门馆博士,说穿了不过是个教书匠,完全可以坐在书斋里茶酒相伴,与三代两汉的夫子们共陶古今之乐,站在书馆里侃侃而谈地教训生徒。可他闲坐无事愁旱饥,若遇机缘更关情。事虽不关己,只要是国计民生的事他都关心。这年夏秋借送一位名许仲舆的朋友去襄阳郢州任刺史,一位朋友去复州任刺史。又都是韩公曾与交往的工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于由页的属下,韩公深知于由页务求聚敛,以求肥己奉上,使属地百姓苦不堪言。便借他们赴任之机,以论刺史难为,而诉民疾苦。韩愈对崔复州说:官家派征赋税有规定数量,可农民种田收获多少却不一样,水旱疠疫等自然灾害,随时都可降临百姓头上,所以说百姓生活富裕、困苦就关系到一州的长官。县令不以实情向刺史报告,节度使又不以诚信刺史,于是,百姓愈穷横征愈急。由此观之:处于中间地位的刺史是很难当的。他诚恳地希望崔复州能以仁德使复州百姓休养生息。对许仲舆说:当刺史的“恒私”于本州百姓,不把实情报告节度使;节度使恒急其赋,不相信其州的民情。由此,刺史不安其官,节度使不能取得好的政绩,财源枯竭聚敛不休,百姓愈穷而赋敛愈急,如果这样百姓不聚众为盗就算大幸了。我希望你们当刺史的不要偏私自己的百姓,节度使不要急敛赋税。如果这样,哪会有政不均而令不行的呢?话讲得巧妙诙谐:虽意在衷告和讥刺于由页、许仲舆、崔复州等,却似乎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而言其美。总之,韩公是从国计民生的大计出发,劝于由页等官吏们不要急功近利,苛敛百姓。真是两篇绝妙的讽刺小品,当为鲁迅杂文之滥觞。韩公亦急,他急于为民着想;韩公更直,直在有话非说出不可,不能窝在心里。送行不过几句吉利话,可他偏要“以规代颂”。说:“愈于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赠行,不以颂而以规。”这思想与他到监察御史任上的《论天旱人饥状》正一脉相承。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韩愈谪阳山的原因主要是其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从以下的诗句中我们或许能感受韩愈因直谏遭贬谪阳山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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