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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莫尔 （Sir Thomas More，1478－1535）与“乌托邦城” 托马斯·莫尔在其著作中描述的乌托邦国家是这样的：那里的建筑很好，而且 整齐划一，街道都是20英尺宽；房屋后面都有花园，每幢房屋都有临街的前门和 通花园的后门；居民没有财产，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幢房屋；他们通过抽 签调换房子，但至少要相隔10年。住宅区的建造都有具体的规格。每一住户可以 任人自由进入，而且住房须每隔10年抽签调换，借以彻底废除私有制。乌托邦人 花很大的气力绿化城市，每家后门对着花园，其中花草杂生，果树繁茂，既可观赏， 又提供新鲜的水果。 托马斯·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对后世的影响颇深，埃比尼泽·霍华德 后来的花园城市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对“乌托邦”的传承。甚至不少现代建筑师也深 受“乌托邦城”的影响，比如矶崎新曾做过一个在南海上的一个人工岛规划。名为 “海市”，亦是一个与现行政治、社会工人的各项制度完全隔绝联系的世界。有趣的 是，这个乌托邦城式的小岛居然真的找到了投资商，只是因为珠海市政府持异议才 最终作罢。 奥斯曼（Hauussmann，1809－1891）与“巴黎城市美化运动” 1852年，奥斯曼受命成为巴黎城市大改造的负责人，一切都以保卫政治安全为最 终目标。他先将旧城区买下来，把贫民窟里的穷人统统赶到郊外；拆掉了 巴黎圣母院等老建筑周围成片的旧房子，开辟广场，修建宽阔的林荫 道，种了超过10万棵树；他修建1英里长漆黑的地下运河，以保 证塞纳河的水流—但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两伙兵力之间只剩下一条通长的林 荫道，而没有其他东西阻挡视线；他建起奥斯曼式的公寓楼，为了监控和管理，还设计 了320英里长的精密地下水系统。后世一般认为奥斯曼领导的“巴黎城市美化运动”虽 然规划方式生硬且具有破坏性，但对之后的现代城市规划有着诸多可借鉴的实际意义。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与“光辉城市”、“明日之城” 作为现代建筑理论奠基人之一的柯布西耶，在1922年提出一个300万 人口的城市规划方案，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由整齐的路网、摩天楼和大 片绿地构成的城市。1925年，他提出了把奥斯曼时代的部分巴黎推倒重来 建的“明日都市”计划，但是终其一生，该计划在巴黎都毫无作为。因为人们 认为这种非人尺度的大空间会彻底破坏和断送巴黎传统的街巷空间和丰富 的城市生活。柯布西耶所持观点的弱点在于，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实体，是一个无数市民经过几百年的自觉和不 自觉的参与结果，有极强的历史延续。柯布西耶的城市设计过分强调了建 筑师和规划师的主观意志，无视或忽视了城市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 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 与“花园城市” 18世纪，英国规划专家霍华德提出理想城市的生活空 间：一组规模小、设施齐、环境好、交通便捷的新型城市空 间，以此治疗“交通阻塞、空气污染”而引发的城市病。这 一“花园城市”解决方案可说是本世纪初规划师们的最完美 的理性构想，旨在通过发展卫星城镇摆脱大城市的约束，利 用农田和绿地阻隔城市的蔓延，使人与自然重新亲和。 这一模式后来直接促使英国成为新镇法的核心，也在很大程度上 成为后世欧美新社区发展的基本模式。霍华德曾试图建立两个花园城市,莱切沃斯和维尔温两个地方，当然，其结果不但没有改变城市这一 藏污纳垢、恐怖暴力的场所，而且，大规模的郊区化使大自然被分割的支离破 碎，人与自然本质上更加分离，大城市的扩展也并没有停止。 霍华德所创造地“田园城市”模型，即城乡磁体（TOWN-COUN TRY MAGNETS),以此奠定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基石 1 赖特与(Frank Llyod Wright, 1869－1959）与“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1932） “广亩城市”是赖特在20 世纪30年代提出的城市规划思想。他认为随着汽车和电力工业的发展，已经没有把一切活动 集中于城市的必要；分散(包括住所和就业岗位)将成为未来城 市规划的原则。他希望保持他自己所熟悉的，19世纪90年代 左右在威斯康星州那种拥有自己宅地的移民们的庄园生活。在 这个“广亩城市”里，每个独户家庭的周围有一英亩土地，生 产供自己消费的食物；用汽车作交通工具，居住区之间有超级 公路连接，公共设施沿着公路布置，加油站设在为整个地区服 务的商业中心内。这种主张分散布局的规划思想同勒·柯布西 耶主张集中布局的“现代城市”设想是对立的。即所谓的“有 机主义”（Organic），对赖特来说，“自然”城市是建立在民主原则上并由他的“广亩城市”中具体化的。与其称之为一个保护历史不如说创造历史 的地方。尽管有地块大小的和开垦理论的限制，它无疑长期地造成了一个美国式的梦想， 慷慨的、昂贵的、分散的、不断地跨越边界。 伊里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1873－1950）与“有机疏散论” 当代卫星城镇的理论就是从“花园城市”发展而来的，而1917年，沙里宁 提出了有机疏散原则和大赫尔辛基方案也标志着现代卫星城理论的成型。沙里 宁提出，在赫尔辛基附近建设一些可以解决一部分居民就业的“半独立”城镇， 以缓解城市中心区的紧张。在他的规划思想中，城市是一步一步逐渐离散的，新 城不是“跳离”母城，而是“有机”地进行着分离运动，即不能把城市的所有功 能都集中在市中心区，应实现城市功能的“有机疏散”，多中心地发展；郊区的 卫星城，应该创造居住与就业的平衡，这样不但可减轻交通的负担，更会降低市 民的生活成本。 简·雅格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与《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雅格布斯超越了以往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的过时理论，强烈建议一种新的城市重建原则。当时，几乎绝大 多数主流规划观点都主张消除城市贫民窟，而雅格布斯则拥护能聚集各种人群和活动的空间，并列出了一个生气 勃勃的城市在形态上的四个要点，即用途混杂，街区小，路网密，不同年代、环境和用途的建筑物并存，建筑密度 高。这位因着娃娃脸、顽童似的笑容、运动鞋和玻璃眼镜而成为一名公众爱戴的先锋知识分子，而在建筑规划界 她的激进理论也有着诸多争议。2003年，《泰晤士报》首席建筑评论家赫伯特·马斯敞就曾撰文说，雅 格布斯的书是"20世纪建筑学史上最令人痛苦而难忘的事件之一"。 建筑就是要规划的，但雅格布斯坚决反对规划，认为城市规划毫无意义，所以令建筑学界感到“痛苦”万分。 芒福德的城乡发展观 关于城乡关系，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芒福德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该有机的结合起来。如果要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芒福德非常同意赖特的主张，即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通过以现有的城市为主体，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引向许多平衡的社区内，就有可能促进区域整体发展，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避免特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扰，最终达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发展模式。 麦基的亚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基通过30多年对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证研究发现，亚洲国家的城乡之 2 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和城乡之间的地域界限日渐模糊，城乡之间在地域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一种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结构。他用desakota来概括这种特殊区域产生过程的空间模式。Desakota意为城乡一体化，描述的是在同一地域上同时发生的城市性和农村性的双重性的产物，使得城市与乡村的概念在这种区域变得模糊。我国普遍用“城乡边缘区”概念指代Desakota。 城乡边缘区理论 对城乡边缘区的真正理论研究虽然是从1970年代才开始的，但若从其早期的理论萌芽看，甚至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孤立国”农业区位论。从早期的萌芽阶段到二战后现实经济发展对研究的启动阶段以至目前研究的现状，都反映出了城乡边缘区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早期的狄更生的三地带论，以及50年代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中都包含有对城乡边缘区的研究萌芽[xiii]。城乡边缘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地域空间结构上的动态、过渡性；人口在社会学特征上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复合型；激烈竞争的多样化土地利用等特征。就当前来看，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正在逐渐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如果考察城乡边缘区的发展前景就可以发现，城乡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处于二者之间的城乡边缘区，促使城乡边缘区经过最初相对独立发展的阶段后，完全与城市和乡村的发展相融合，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大伦敦规划 1937年，英政府为解决伦敦人口过于密集的问题，成立了"巴罗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40年提出的"巴罗报告"指出：伦敦地区工业与人口不断聚集，是由于工业所引起的吸引作用，因而提出了疏散伦敦中心区工业和人口的建议。1942年由艾勃克龙比主持编制大伦敦规划，于1944年完成轮廓性的大伦敦规划和报告。其后又陆续制定了伦敦市和伦敦郡的规划。在大伦敦规划中体现了盖迪斯首先提出的"组合城市"概念，并且在制定规划过程中遵循了盖迪斯所概括的方法，即"调查-分析-规划方案"。当时被纳入大伦敦地区的面积为6731平方公里，人口为1250万人。规划方案在距伦敦中心半径约为48公里的范围内，由内到外划分了四层地域圈，即内圈、近郊圈、绿带圈与外圈。大伦敦的规划结构为单中心同心圆封闭式系统，其交通组织采取放射路与同心环路直交的交通网。伦敦郡人均规划绿地面积大幅提高，重点绿化泰晤士河两岸。中心区改造重点在西区与河南岸，并对其作了详细规划。大伦敦规划吸取了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西方规划思想的精髓，虽然在其后几十年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当时在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切合时宜的对策与方案，对控制伦敦市区的自发性蔓延、改善混乱的城市环境起了一定的作用，对四、五十年代各国大城市的规划有着深远的影响。六十年代中期编制的大伦敦发展规划，试图改变1944年大伦敦规划中同心圆封闭布局模式，使城市沿着三条主要快速交通干线向外扩展，形成三条长廊地带，在长廊终端分别建设三座具有"反磁力吸引中心"作用的城市，以期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解决伦敦及其周围地区经济、人口和城市的合理均衡发展问题。 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就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不同于传统的建筑学，它所考虑的是小到三家村，大到城市带不同尺度、不同层次的整个人类的聚居环境，而非单纯的建筑或城市问题。人类聚居环境泛指人类集聚或居住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指建筑、城市、风景园林等人为建成的环境。人居环境科学就是以人类居住的环境科学这二大要领范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它是探索研究人类因各类生存活动需求而构筑空间、场所、领域的学问，是一门综合性的以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在内的以人为中心的人类聚居活动与以生存环境为中心的生物圈相联系，加以研究的科学和艺术。是对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景观建筑学的综合，其研究领域是大容量、多层次、多学科的综合系统。 3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18b16bc29c3143323968011ca300a6c30c22f1a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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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