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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共第二次左倾错误（李立三） 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要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是在革命开始复兴，并且重新走向高潮的形势下发生的。他们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造成这次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一方面表现为中共六大并未完全肃清的党内“左倾”思想，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发生了重要的“左倾”偏差。 １９３０年６月至９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使党受到很大损失。 １９２７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１９２８年党的六大以后，由于贯彻了大会的正确路线，各地党组织在领导农民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开展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一整套办法，使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随着局势的好转，共产党内“左”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１９３０年６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第二，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了。第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第四，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企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基于这些错误认识，李立三提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口号，并决定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命令红军进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３个多月，但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１１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 １９３０年９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的估计，停止了组织城市暴动和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会上，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央的领导岗位。１９３０年６月至９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第二，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了。第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第四，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企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 第二次左倾错误的出现，是在六大后，革命的基调已经比较明晰，思路也相对清楚。但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中共党内的一些同志对局势作了错误的判断。 1930年，是正式新老军阀混战的一年，中共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好转。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使得一些同志错误的认为新的革命浪潮已经到来，于是，原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政策，又恶性发作起来。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再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李立三否认当时仍然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反对“工农武装割据”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主张城市中心论，并制定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结果使革命受到严重挫折。 再一次的损失，并没有让中共及共产国际真正的思考原由，错误再一次出现，而这一次，竟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到了一个面临生死抉择的境地。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共在早期未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革命理论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左倾错误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形势等的分析，都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论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去甚远。 工人阶级的特点决定了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是很充分，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文化程度较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比较困难，全党的理论水平整体较差，对于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教条主义缺乏识别和判断能力。 中共的很多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革命的艰巨性，太过急躁，操之过急。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如此之艰巨，敌人是如此之强大，革命的力量是如此之弱小，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对这些问题的模糊认识，使左倾错误在这些同志中很容易引起共鸣。 封建观念的影响，中共的革命活动不可能完全排除长期封建观念的影响，封建观念的阻碍，使得同志们在很多行动上采取了错误的方式。 教条主义的教训是深刻的。未能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具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东方大国，经济上相对落后；文化上传统上有东方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2] 一些权术之士的推波助澜，小人易躲，伪君子难防。 成也“国际”，败也“国际”．众所周知，中共早期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存在的，从1922年起，中共与共产国际形成了上下级的关系，这一关系就决定了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必定共产国际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共的成长，共产国际有着很大贡献，中国革命于共产国际处获益甚多，但也受害甚多。 我们常说，我们党在早期连连犯错是由于我党在理论、实践、组织诸方面很不成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27623b124431b90d6c85c7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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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