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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费孝通富民之志 ——《云南三村》读后 张 杰 《云南三村》是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1938年—1942年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现在的禄丰县金山镇大北厂村、恐龙山镇李珍庄村（原属易门县）、玉溪红塔区大营街。其中前两份报告分别在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年—1944年费孝通先生访问美国时，曾以英文翻译过这三本报告并于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后来收入英国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里。1987年张之毅先生逝世后，费孝通将三个报告合并成《云南三村》，200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捷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而今，时间过去了70多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70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在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甚而将土纸制作的整个工艺流程、原料、配料、工具、技术、运销等全部记录了下来，让这项文化遗产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从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费孝通这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 2004年秋，身体欠佳的费老，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编就了《志在富民》一书。本书辑录了费孝通1981年至2003年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主要研究报告，这是费孝通生前“清仓盘点”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志在富民”，是费孝通一生撰写社会学、民族学两篇文章的共同主题，是他的人生理想和治学动力。近70年来，费孝通为实现这一富民理想，饱经沧桑。他行行重行行，沿着村庄——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发展轨迹，不断深入地探索中国由乡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今天的恐龙山，较70多年前，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李珍庄村村民早已不再依靠土纸制作谋生，地里全部是远销省外的大棚蔬菜，村民的收入和生活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与发达地区相比，由于基础设施薄弱、自然条件差，恐龙山镇群众脱贫致富的任务依然艰巨。作为恐龙山镇的政府干部，我们要秉承费老“志在富民”的理想，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深入调研掌握乡情、民情，并大胆开拓创新，在恐龙山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写下新的篇章。（云南日报2012年05月11日 星期五；第十二版读书）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2be1ae1c40323968011ca300a6c30c225901f0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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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