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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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民族



迄今为止人类所获得的一切技能、意识及经济生活的发展和成就,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性的发展和成就。哪怕是制造和运用最简单的工具,社会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而历史和现实中人类社会的局限性又一直是其技能及自身无限发展潜力的桎梏,致了人类的社会性交往必然要冲决血亲、部族乃至民族、国家的框架,为自身生存以及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前提。因此,世界各民族的交往及其关系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长期以来在经济研究中民族同化与认同等民族关系问题,被视为非经济因素而排除在发展研究之外。实际上,经济发展过程无非是一个社会变革与交往扩展的过程,在这种交往关系中呈观出来的民族冲突与融合,以及随民族同化与认同而来的,不同民族的经济参与方式和利益差异等等,往往在根本上决定了不同民族集团经济发展的具体道路、方向和方式等等,使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一提及经济发展,就不能不涉及经济发展的主体一不同民族共同体的现状及相互关系,为显然揭示了民族同化与认同问题在经济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民族同化虽表现为人们的主观活动,但在本质上却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这种客观性首先表现为民族同化起源于人类群体的生存本能和经济需要,当一定的民族群体所拥有的生存资源存量不足以维系该群体的生存时,他们便或立足于特定地域而同域外其他群体广泛交往,以弥补自身生存手段的不足;或迁徙它域寻求新的生存环境。正是在这种迁徙与交往中民族同化成为历史之必然。 民族同化这一深刻的内在经济本质,决定了经济因素或人们的经济要求是推进民族同化的最基本的动力。当各个民族的经济征途扩展到生产不同的农、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范围时,就提出了贸易交往的要求,而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⑥。因此,经济交往的基本前提是异族语言的接受和学习,贸易和语言结为一体,成为传递其它文化要素的基本手段,带来了民族同化的全面发展。以美国为例,称为民族熔炉的美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向西部拓展边疆的历史,向西部移民的各个民族集团带来了他们各自原来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必需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的复杂体制和习俗,但在边疆荒野生活特定的经济条件制约下,带来了原有体制和整套习俗的破坏以及一个复合的新兴民族的成长,并赋矛美国社会文化以世界其他各国所没有的特点。而当人们把与民族同化混为一体的美国边疆开拓归纳为毛皮商贸易边疆、牧场边疆、采矿边疆、农民边疆、城市边疆等等的类型时⑦,实在不过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民族同化过程中的经济推动力。 民族同化的内在经济本质,使不同民族体之间谋求某种经济上的相同性成为同化最基本的内容之一。一方面,在民族差异中总是可以看到经济差异的存在,如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具有许多共同性的印第安人,由于经济类型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组织等等的差异使其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体,而是分割为易洛魁人、塞米诺尔人、奇佩瓦人、奇卡索人、肖肖尼人、祖尼人、雅祖人、奥塔瓦人、曼丹人、克里克人、苏族人……等等的部族群体;另一方面,经济上的相同性,又总是可以成为跨越文化差异的亲合剂,如马戎的研究曾指出:古代中国民族集团大体可划归为农业和游牧两大经济类型,这一经济差异长期横亘于中华文明中,或是北部游牧民族集团部分或全部地征服南部,或是南部农业民族集团把北方游牧民族远远赶向漠北和中亚,无论是把匈奴部落驱向漠北的汉、唐帝王,还是把华北农田变成牧场的元朝王公,只是凭武力逞一时之雄,都未能把这两大民族集团真正结合到一个实体中,是介乎于这两大民族集团间的满族实现了这种结合。⑧这一历史创举的实现,正是基于满族与双方的经济通融性及其兼收并蓄的努力,使其最终能同时被两大经济类型的民族集团所接受,而成功地把中华民族真正结合为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实体。


民族同化经济本质的内在规定,还表现为不同的社会经济性质总是制约着民族同化扩展的范围与深度,并在同化过程及其民族结构状态中得到强烈的表现。在前资本主义的任何以人为器官⑨构筑起来的生产体系中,经济运行以直接获取使用价值为基本目的,这便使移民民族群体不论是与当地土者民族互融,还是在与其它民族的同化中仍基本保持自身的民族文化特性,都可以凭借一定的地域范围构筑起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体。其结果,在此经济本质制约下的民族同化不能给处于地域分割中的各民族经济体带来具有性质差异的新因素,只是导致这种相对封闭性地域——民族经济体的数量增加或简单复制使地域——民族文明类型的分离发展长期维系,部族群体的普遍存在成为民族结构的基本状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确立,带来了机器化大批量的生产体系,赋予经济运行以价值追求的基本目标,它使各个单独的个人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和地域的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⑩。诚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向,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11)正是这一经济性质上的根本变化,在空前规模上把民族同化推向更深更广泛的层次,它赋予该经济体系中的移民群体以社会交往粘合剂的功能,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得以超越以往相对封闭性的地域发展格局,带来了全球体系的民族同化与融合。

首先,民族同化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活体因素。一个民族经济进步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他们所能获得的向其它民族的经验学习的机会的多寡。经济的进步和技术的发明总是在民族同化进程中得到广泛传播的,民族同化的程度越深越广泛,彼此接触的方式越多样化,互相学习的机会就越多。因此,那些最易与外界接近并最有机会与其它民族集团发生相互影响的人们总是最有可能在经济技术领域跻身前列。民族同化除了带来经济技术的直接传播,使不同的民族集团可以直接采用异族的发明外,还具有间接传播的形式,它可为一定的民族集团带来外部世界的发明信息,从而激发他们以自己的形式创造同类发明,这便是经济——技术发展中的所谓刺激扩散。在这里,反面的例证同样具有充分说服力: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往往是长期与外界隔绝的民族,如美洲印第安人是最早进行农业种植并获得辉煌成就的民族之一,但长期孤立隔绝的状态,使他们的经济活动除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食物需求外,再也未能发展起新的耕作技术,直到1500年,他们的经济技术水平仅相当于公元前1500年的欧洲人和公元前3500年的中东人的水平。在今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偏僻地域中保留原始经济因素愈浓厚的民族,也正是那些与外界联系联系愈少,民族交往与同化愈不充分的民族集团。可见,民族同化对经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其次,民族同化是人类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人类在民族同化过程中构筑了不同的文明体系,并藉此反映人类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但任何一种文明体系一经确立,总是表现为一种沉淀的传统状态,并具有程度不同的自我修复功能,而导致旧社会或现在社会的生存维持。只是不断发生着的民族同化源源不绝地向已存的文明体系输送着新因素,促成了社会的变革与新文明类型的产生。因此,社会变革的突破点往往不是在既存文明的中心地带,而是在这些文明中心的边缘,在那些民族同化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地区首先引发变革。从17世纪介乎于中国农牧两大经济类型民族集团间的满族仰承更为广泛民族同化活动,充分吸纳两类民族集团的精华,终而完成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历史创举中,给予我们的联想是:公元前3世纪完成中国第一次统一大业的,亦非华夏中心国,而是处于诸夏夷狄之间的,由游牧部族向定居农业国逐渐转变的秦国。秦统六国固然有诸多因素,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或许正是由于其在华夏夷狄民族同化中的特定地位和条件,使其更易于摆脱更为纯粹的华夏或夷狄的文化传统束缚,来推行更为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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