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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要善用计量模型 □王志刚 世界上不同事物之间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如何刻度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对于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真相至关重要，现代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马克思），计量经济学就是这样的一门经济学科，做为一门连接理论与现实的重要学科，它通过构造一定的模型来刻度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经过科学的分析检验才得出一定的结论，它广泛应用在宏观经济、金融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诸多领域，它的应用具体体现在一系列模型上，这些模型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化，它有助于我们确定不同个体间的数量关系并探索世界的真相（Wooldridge，2003）。熟练运用各种数理模型来分析各类经济问题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当然运用数理模型也存在一个度的把握。 1938年，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曾在给经济学家哈罗德的信中写道“把模型变为数学形式会损害它作为思考工具的有用性”，就数学工具的过渡使用发出了警告：数学模型不过是一个有助于提升我们思考质量的工具，它不能替代思考本身。 计量经济学中充斥着大量数学模型，但构造精密的计量模型并未准确预测到1970年的石油危机。经济学天才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批判”，认为给定一个计量模型，它是由行为主体的最优化决策形成，任何政策的变化都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或预期，从而使得利用以往历史信息形成的计量模型难以对未来作出正确的预测，因此计量模型的预测是不可靠的。人们开始对宏观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反思，也更加意识到没有微观经济理论基础的宏观模型缺乏准确预测的基础，于是也推动了计量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如今微观以及宏观经济学的融合成为现代经济学新的潮流。 “卢卡斯批评”可以说是实际经济周期（RBC）理论家建立模型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普雷斯考特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家巧妙地将理论模型与实际经济现象进行了紧密结合，较好地拟合了经济现实，开辟了新的政策研究视角。这一理论 1 中有很多关键参数需要现实数据的校准（Calibration），再次凸现了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地位。2008年，源自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打破人们对市场的盲信，引发人们对构造精美的现代经济理论模型的质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稳定政策效果等问题，有关政策效果评价的实证研究文章再次大量出现。 好的政策研究要求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对制度背景的准确把握，以及对现实的洞察力。做好中国的政策研究是一项极富挑战的工作，因为现代经济学起源于西方世界尤其是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很多理论尽管具有普适性，但其前提假设可能并不成立，因此才有“相同的经济学、不一样的政策处方”。近些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拉美国家的经济高官或是来自国际金融机构或曾是北美高校的优等生，他们认同“华盛顿共识”，认为只要按照这一共识的要求进行改革，就可以实现民富国强，结果却发现在20世纪“华盛顿共识”影响最大的那二十多年恰恰是他们经济增长最差的时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他们忽略了这些理论成立的前提，未经验证这些理论就盲目套用所致。同样，如果不能对中国国情独特性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不了解中国实际的经济运行机制，而是盲目将各种先进的计量分析工具应用于政策研究中，是极不可取的。从本质上讲，计量经济学从事的是一种类似于科学实验的研究工作，现代计量经济学技术使得一些“准实验”（Quasi-experimental）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尤其是政策研究领域，这些“准实验”使我们对各类政策实施效果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和可信度离不开科学的实验设计。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实践为政策评估提供了肥沃的“实验田”，也对政策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中国的政策研究是一项既富有挑战性也充满成就感的工作，合理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研究中国问题成为未来政策研究的主流已是大势所趋。 一项实证研究必然是在一定经济理论基础上，对特定问题，运用特定的计量分析方法，基于一定的样本数据而形成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如果某一项研究结论能够经得起各种计量方法与样本数据变化的考验，是稳健的（Robust），那么我们就能够相对放心地使用这一结论。试想，如果我们连一些基本的核心政策参数都估计不准，又如何能够娴熟地运用各种经济杠杆来调控经济？如 2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2f37b010cc7931b765ce154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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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