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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唐诗 唐代诗歌创作繁荣，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流派众多，据《全唐诗》存录，诗有4.89万余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2200多人。 唐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四个阶段。 初唐诗歌仍处于陈隋时期余光返照中，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上官体的“绮错婉媚”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直到初唐四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才有所开拓。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他们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在唐诗史上，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有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的。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盛唐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致相当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这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这时唐诗也发展至顶峰时期，题材广阔，流派众多，作品精丽华美、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表现了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在盛唐诗中比重很大。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其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田园山水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常建最知名，他们的诗多反映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这派诗人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比六朝人前进了一大步，其中以王维成就最高。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标志。他们的诗雄视千古，为一代之冠，在他们的笔下，无论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古风歌行皆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的名作，以安史之乱前为多，内容、题材丰富，气势雄放，想象丰富，风格飘逸，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唐朝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心理。杜甫的诗则是动乱时代的诗史，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博大精深，沉郁顿挫，开新乐府运动先声。盛唐气象前期主要表现为投身社会和参预政治的热情，高度的自信和自尊。后期，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当政，这时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暴露社会矛盾的勇气，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对社会危机即将到来的忧虑。例如李白在《古风》其二十四中痛斥宦官和斗鸡小儿，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揭露政治的腐败。又如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尖锐的问题。 中唐时期，诗人各有成就。但成绩最卓著的要数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进步理论主张，并亲自参加领导“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强转衰，中唐社会内忧外患频仍，士人心态的主流已不是初盛唐时期的昂扬与奋发，文学的面貌也因此发生显著变化。中唐诗人对盛唐诗艺做出全新的变化，开辟了众多新的艺术方向，产生深远影响，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在宋代以后艺术发展的基本方向，正是在这个承先启后的意义上，清代诗论家叶燮指出，中唐不只是唐诗之中，而且是“百代之中”（《原诗》）。中唐诗歌在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唐诗歌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安史之乱爆发到德宗贞元前期约四十年间，这一时期是开天盛世向元和中兴的过渡，士人的心态萧瑟衰飒，大量诗歌作品表现出孤独寂寞的心情，诗风清雅高逸。这一时期的诗风被称为大历诗风，这一时期的诗人，多数身经安史之乱所引发的近十年的战乱，给他们的身心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他们失去了盛唐士人乐观昂扬的精神风貌，沉浸在萧瑟衰飒的心境中，诗风也由重风骨转向重情味，追求恬淡宁静的意趣，表现技巧也多有变化。诗人有以钱起、卢纶等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此外还有以写山水诗歌见长的韦应物、刘长卿（王维、孟浩然的余绪）；有注重反映现实民生的新乐府先驱诗人元结、顾况（杜甫开创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到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中间的过渡性诗人）；也有善写边塞诗的李益（高适、岑参的余绪）。德宗贞元后期到宪宗元和年间，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相对稳定，唐王朝出现短暂的中兴局面，一大批士人积极要求政治改革，提倡儒学复兴，表达了强烈的现实关怀，诗歌也因此而呈现出旺盛的创造力，产生丰富的新变，出现“诗到元和体变新”的局面。如有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张籍、王建、李绅等人参加的新乐府运动，有以韩愈、孟郊为代表追求奇崛险怪的韩孟诗派，还有风格奇谲怪诞的诗人李贺此外，刘禹锡、柳宗元的诗歌创作也都独具一格。总的来说中唐后期的两大主要诗派是“新乐府诗派”和“韩孟诗派”。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在革新文风的同时，也致力于诗歌的革新。他极力推崇陈子昂、李白、杜甫的诗歌，意欲纠正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在继承李、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自成一家，并开辟了以“奇崛险怪“为特色的新诗派。韩愈是个对现实非常关注的作家，他的的诗歌有不少反映现实社会问题和表现个人失意、抒写悲愤的诗篇。孟郊的诗风与韩愈接近，也有”奇崛险怪“的风格，但孟郊的气度和才力不及韩愈，又因仕途坎坷，家境贫寒创作心态也不一样，所以他的诗歌在奇崛险怪之中带有幽僻清寒、凄凉苦涩的情调,其中孟郊的诗歌创作以苦吟著称。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亡，风格面貌有很大改变。诗人置身在黑暗动乱的时代，对于社会问题、民生疾苦，都有所关注，但他们对现实的反映是不够的。由于诗人们的思想、心态和艺术追求不同，表现出几种不同的倾向。有的用苦吟的态度反映自己的个人生活，如贾岛；有的用艳丽的诗风表现爱情题材，如李商隐；有的以淡泊的境界描写隐士情怀，；也有的以通俗的语言反映乱离，讽谕时世，如罗隐。无论哪一种，都带有浓厚的伤感色彩。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杜牧和李商隐。杜牧的诗众体兼备，内容丰富，情调豪放爽朗，风格清新俊逸。其近体诗，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尤其七言绝句名篇语言精炼含蓄，格调明快清丽，风格俊爽豪逸。杜牧诗歌的语言风格既绚丽多采，又清新自然；既明丽爽俊，又含蓄委婉，既风流华美，又神韵疏朗。李商隐生当末世，早岁孤贫，后又陷于党争之中，抑郁不得志，终年丧妻，一生之中屡屡为情爱而痛苦。这样的生或遭际，形成了他忧郁感伤的性格。同时他又天赋才情，灵心善感，感情丰富细腻，这综合起来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李商隐在艺术上更是独辟蹊径，创作出一种独特的思意深远，情韵缠绵，绮密瑰妍，凄艳浑融，充满朦胧境界、朦胧情思的诗歌风格，成为唐诗的最后一座高峰，李商隐的诗歌有政治诗、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爱情诗大都是晚唐时代生活与时代心理的写照。 唐诗成就卓著，是在封建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思想比较开放，艺术文化普遍高涨的推动下，诗人们继承和发扬《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广泛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结果。它显示出中国古典诗歌已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353e76085727a5e9856a61a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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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