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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腿正义》读后随笔 《秋菊的困惑和织女星的文明》一文源于张艺谋拍摄的《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当时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宣传陕北的风土人情，二是为了宣传《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借这部片子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故事很简单：主人公秋菊的男人被村长踢到了“要命的地方”，秋菊要村长认错，村长不肯，她便一级级的告状，讨她的“说法”，后来秋菊难产，村长救了她们母子，正当秋菊感激不尽，等着村长来家吃给儿子做满月的酒席的时候，警察却把村长抓走了，害的秋菊很难堪：因为她觉得自己讨的是“说法”，政府却把人给抓了。 一方面,这个故事指出了中国正式法律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普适主义（何谓“普适主义”，就是说西方法治所宣扬的法律理念是对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是普遍适用的，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理念）的问题。文章提到苏力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权威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也就是说中国正式法律的运作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社会背景脱节了，在追求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味地强调与国际接轨,而没有重视中国国内的传统规范，忽略了非正式法律和规范曾长期有效地调整着的那些社会关系,正如秋菊所困惑的，她们当时还处于一个可以说尚未开始现代化的村子，就对他们适用现代法律，这实际上干预了他们传统上形成的默契。当然，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正式法律与民间法律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大二的时候读过苏力的巨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本书中也提及了秋菊的故事，已经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它主张的是珍视民间法的价值，并了解民间法和国家法沟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努力地把我们所忽视的民间法变为正式法律，这其实就是一个完善法律自身的问题，也是法治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这个故事通过秋菊的困惑也指出了法治现代化过程中普法的重要性。作者引用苏力的话说：法治的理想，总是趋向于扮演“大写的真理”，主张普适的公民权利，为的是让秋菊们相信，在“理性化”的法律面前，非但有平等的身份，而且有公正的说法。面对这个问题，我考虑了许久，我觉得虽然法治在致力于实现他的理想，但现实生活中法盲又会有生怕运用法律手段会显得不近人情的说法，就像故事中的秋菊，法律保障了她的权利，她反而觉得法律做错了。 所以自然而然法治化进程又陷入了一个人为的矛盾体。秋菊的困惑，实际上是法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我们国家现在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要任务还是要设法保存并且每日产出秋菊出来，让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法盲地位，成为自己教育以及改造的对象，学会预期法律的干预以及认可法律的裁断，我觉得这才是法治的前提和重点。在北大法学院教授凌斌的《普法。法盲。法治》一文中，他就特别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缺乏法治传统又让改革更加困难了，但是值得反思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法治改革过多的依赖于作为少数的法律人群体的主观意志，而严重地脱离了作为多数的人民群众，他将这种现象称为“法治的精英主义”。法治精英主义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几乎把全部的十几亿的中国人民都定义为了“法盲” ，虽然这个模式是改革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要走精英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也就是更进一步强调了法治要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的让法盲从看客升为主体。 因此，在推行法治进步的今天，我们绝对不能盲目的大踏步前行而是要努力做到使现实中的法律成为我们需要的法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重法治的路线问题，不能脱离群众而为之。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374591a8763231126fdb112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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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