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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斯塔·艾斯平一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福利制度比较研究在西方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在中国则是随着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日渐紧迫才骤然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关于比较福利国家的文章和著作频频出现，但多以翻译和介绍西方福利制度为主，自主研究的专著较少，对外国福利制度的结构、内容、管理、资金筹集和运营等方面关注较多，对制度形成背景和过程则鲜有论述，实际上并未接近福利制度比较研究的理论核心。实践中对外国经验的借鉴也存在只学结果，不重视过程的问题。在不了解本国和他国背景差异的情况下学习国外经验必定遇到适应性的问题。因此，了解一国福利制度何以产生和发展，对经济和社会有何影响是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的。因而很有必要回顾这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考斯塔·艾斯平一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便是其中之一。 艾斯平一安德森是比较社会政策学和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他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近年来几乎成为福利模式研究的基本参照系，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他的结论无论赞同或质疑，都会承认其研究的重要性。该书探讨了福利制度比较研究的两个中心问题:如何解释福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福利国家体制间的差异，福利国家体制对经济产生了何种影响。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编论述福利国家的性质、差异及差异的成因，第二编分析福利国家对于经济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第三编的结论进一步阐释了福利国家的体制特征与后工业社会发展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第一编的第一章是全编的总纲。在回顾了福利国家发展比较研究的现有成果后，作者指出结构主义解释和制度分析方法均面临着许多经验性的难题，因此有必要求助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遗产中的社会民主理论，并引人巴林顿·莫尔的“阶级联盟论”充实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动员论”，以交互式分析方式代替阶级动员论的直线性分析方式。接着，他指出传统福利国家分类方法存在缺陷，以福利支出作为标准并不能揭示福利制度的本质特征，福利内容应成为区分福利国家的尺度。他认为，带有非商品化性质的社会权利、社会分层以及国家、市场、家庭在福利制度中的角色应作为确定福利国家性质的三个根本性原则。不同的非商品化程度、不同的社会权利、不同的社会分层结果，以及国家、市场、家庭间不同的制度安排构成了不同的福利体制。最后，他提出了福利国家成因的基本假设，即阶级动员的性质、阶级政治联盟的结构和福利国家体制制度化的历史传承三者相互作用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第一编的二、三、四章分别论述福利国家的非商品化程度、社会分层体系以及福利制度中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并按照这三个评价标准将18个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分作三类，即自由主义的(liberal)、保守主义的(conservative)和社会民主主义的(social democratic)，分别以盎 格鲁一萨克逊国家、欧洲大陆国家和斯坦迪纳维亚国家为代表。第五章具体分析阶级结构和权力结构对福利国家外在特征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编以福利国家体制的不同类型作为自变量，考察其如何影响该国的劳动力市场。编选取了三个国家作为三类福利国家体制的范例，美国、德国、瑞典分别代表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体制。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试图修正对于福利国家作用的传统定位，认为福利国家已超出了传统领域—在人们遇到突变、危机甚至丧失工作能力时给予帮助—开始影响人们的整个生命周期，并深深介入社会与经济，不仅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并给后者打下与自身体制特征一致的独特性烙印，而且催化了后工业社会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塑造了后工业时代的就业路径和职业结构。第六章着重从制度层面上探讨福利国家制度形态与劳动力市场行为一般特征之间的关联，每一种福利国家体制都对应某种特定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比如，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倾向于劳动力供给最大化，因此国家主导公共服务的扩张，而一个高度男性化的私人部门和一个女性占优势的公共部门。保守主义的德国倾向于减少劳动供给以维持充分就业，因此支持人们退出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并未扩大，及早退休却很盛行，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处于中等水平。自由主义的美国则既不鼓励退出，也不鼓励女性参与就业，因此虽然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很高，但主要是私营部门的贡献，国家的直接作用非常有限。第七章进一步讨论福利国家体制如何决定性地作用于各国履行充分就业承诺的能力和方式，并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福利国家无法保证充分就业与经济平衡的同步发展。第八章引申论述第六章的三类劳动力市场，指出其不同的形态特征指向了三种不同的就业增长途径.以及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结构性后果和分层化后果。而后者构成了后工业社会中新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冲突的轴心线。这些性质各异的就业路径及其变动都归因于福利国家的结构。 第三编的结论进一步阐述第八章所谈及的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层化结果及其可能的冲突。作者认为，对于这种就业和分层的不同路径以及后工业发展的多样性的解释，福利国家体制类型是很好的研究起点。至此全书回到了其基本命题上来:当代福利国家并非只是工业发展的被动的“副产品”，而是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对未来社会具有决定影响的社会机制。 该书一改传统上将福利国家视为社会改良政策的狭窄视角，将福利国家纳人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强调国家管理和组织经济的重要角色，颇有“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的特征，这也是该书命名为“福利资本主义”的原因。在方法上，该书综合运用了国别比较和历史比较，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凭借八年中建立的三个大型数据库，作者得以进行了大量严谨的标准相关性分析，以验证政治动因在福利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相对权重。 就该书而言，艾斯平一安德森在两个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福利模式比较研究领域，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继20世纪50年代的威伦斯基和莱博的两分法以及70年代蒂特马斯的三分法之后，艾斯平一安德森首次提出“福利体制”( welfareregime)的概念，将福利国家视为国家与经济互动的复杂的联合体。在卡尔·波兰尼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和马歇尔的“社会公民权利”( Social citizenship)的启发下，他定义了“非商品化”概念，即社会权利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公民独立于纯粹的市场力量分配之外而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准。以此为工具，他完成了对三类福利体制的划分和描述。艾斯平一安德森之后，对福利模式“三分法”的争论不断，出现了“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无穷分法”，但无论将福利国家分为多少类型，无论评价标准如何，后续研究几乎都是以艾斯平一安德森的“三分法”为起点的，该书也成为福利国家研究中引用频率最高的书籍之一。第二大贡献来自于他对福利国家和劳动力市场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从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出发的劳动力市场研究对于福利国家作用的忽视是令人惊异的，毕竟工作与福利密不可分。三种福利体制对应三种劳动力市场类型的观点是经典的。20世纪末，艾佛森和莱恩针对后工业主义就业结构提出了“服 务经济的三元困境”(trilemma of the service economy)，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该困境的不同回应恰好映射了三种典型体制的存在，印证了福利国家体制从制度上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态特征这一结论。但遗憾的是，艾斯平一安德森的这一贡献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与贡献相比，该书的局限显得微不足道。以该书对福利国家产生和发展的解释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的福利国家比较研究中，该书是强调政治力量的理论阵营的代表作，与以威伦斯基为代表的强调经济力量的理论阵营分庭抗礼，并逐渐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但这种以阶级和阶级联盟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并非无懈可击。首先.该书用于解释的自变量并不包括民主制度，民主制度被假定为一个既存的基本条件和政治背景，这意味着各国民主制度被假定为同质的。然而各国的政治结构存在差异，同样的阶级力量或政治倾向在不同的制度结构内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压力的反应不同，产生的政策结果也各异。因此，重视政治力量.也要重视政治力量赖以运作的制度。其次，该书认为工人、农民是政治联盟的主体，中产阶级在不同的历史传承中对福利制度有支持也有反对，但所谓资产阶级、雇主则没有进入研究视野，他们实际上被假定为福利制度的反对者，对福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只有阻力没有帮助，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保罗·皮尔森等人的研究也证实如果福利国家深深整合进资本主义(这恰恰也是该书的观点)，那么雇主阶级对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37bec1d3ad51f01dc281f1e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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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