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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词 苏轼（1036——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文学上的全才，诗、文、书、画，无不精工，他的诗、文、词成就都很高，均达到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水平，对词的革新尤为后人称道。在讨论苏轼的词之前，有必要对词的一般发展概况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词的产生及其发展有相当的历史原因。词和乐府一样，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体，所以又叫“曲子词”，“曲子”，“歌词”。但二者也有区别。汉魏六朝乐府诗所配的乐是以中原乐为主，后又与江南乐、荆楚乐相结合而形成的“清乐”，其曲调悠扬舒缓；而词所配的乐是流行于隋唐的“燕乐”，这种音乐以南方乐为基础，杂入胡乐、中原乐，曲调极富变化。燕乐杂入“胡夷里巷之曲”，旋律灵活多变，非常适合在各种娱乐场所演唱，从而一定程度上使得清乐在隋唐受到了冷落。所谓“繁声淫奏”，“新靡绝丽”，“长安以后，朝廷不重古贡，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惟„„八曲。（《旧唐书——音乐志》）”说的就是这种现象，但词作为一种娱乐的“小伎”，在苏轼之前很少有人把它和诗相提并论，并且一般都认为它难登大雅之堂。诗尊词卑，诗庄词媚，因而词又被称为“诗余”“小词”“小道”“末技”等。燕乐曲子词的创作原则上只有一种，“倚声填词”，即先有曲调，后根据曲调填上歌词。 词发微始于中唐文人词和敦煌民间词，以刘禹锡的《忆江南》二首作为文人词自觉的标志；词的定型期为五代，形成了西蜀和南唐两大创作中心，也形成了香艳词和雅正词两大正宗；两宋为词的黄金时期，这时期词的创作相当繁荣，大家迭出，体裁派别林立；词在宋后衰落；清中叶，为词的中兴期。 词的美学风格，以“婉约”为宗，历史上对此早有论断。明人张 “词体大约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又说“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清人王国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又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所谓“婉约”，即在内容上以“闲情”为主，与教化无缘；情感表达上偏于深婉曲折，欲说还休，缠绵婉转，多采用比兴、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这与词的产生背景、作用及其表演者是分不开的。词的产生于中唐之后，至宋已蔚为大观，但这一时期国家动荡国力衰微，社会整体上书生气重；两宋偏安一隅，君臣上下眼光活动范围较狭小，审美倾于精微靡艳，不外乎西樽前月下，无疑，这些因素对词婉约风格的形成有塑造作用。词最初聊作为一种娱乐的产物，极富世俗性；为满足人群娱乐性情的需要，缠绵感伤曲折动人的男女恋情自然成了其重的要题材之一；在演唱者方面，唐朝时，男女唱者皆有，但到了宋代，则独重女声，这与宋代是一个人文气质偏于柔弱的时代是分不开的。综上所述，为何词以婉约为基调，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创作方面，各时期虽有不同，但大体上不脱婉约这条主线。敦煌曲民间词内容广博，风格明快，从这里可以找到后来的名家如温庭筠、韦庄的婉约，柳永的俚直，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诸种风格的原源头。中唐文人词创作以短小的小令为主，虽带上明显的蹒跚学步的痕迹，但风格校自然、清新、活泼，情致表达也浅显明朗，尚未入婉约之流。其中，温庭筠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以词名家的文人。温庭筠以表现女性生活为主要题材，“类不出绮怨”，树立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其风格秾丽香软从创作上直接定下了词“以婉约为宗”的基调，同时期还有与温词风格相近，与温庭筠并称“温韦”的韦庄。而五代时的《花间集》的出现，则标志着文人词的成熟，预示着宋词繁荣期即将到来；但加一方面也使得“词为艳科”的藩篱更为牢固。这一时期，南唐后主李煜尤为值得称道。由于亡国君的身世背景，他的词内容由花前月下到江山人生，从狎妓宴乐到亡国深痛，以历了一务深刻的变化，扩大了词的题材，开拓了词的意境，使得词从歌伶乐女侑酒助兴的工具到士大夫寓意抒情手段的转变。那么词到苏轼，又有什么样的转变呢？下面我们来简单地谈谈。 前面说过，词在苏轼以前，总体上，在品位上不为文人所称道，冠之以“诗余”“小技”等；在题材上，不出桃红柳绿，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窠臼；风格及其情感表达上，以婉约为正宗。但词到苏轼，其品位、题材及风格都为之一变。 这种转变，首先表现在苏轼提高了对词的认识与评价，即，提高了词的品位。如上述，前人对词的评价不高，次诗一等。苏轼则有意识地把词看成同诗具有相等功能的文体。在《与蔡景繁书》中，他称词为“长短句诗”，他称朋友的优秀之作为“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耳”，因而，后人常用“以诗为词”来评价苏词。的确，苏轼把作词与作诗看成一样，应该体现创作者自己的性格，抒发创作者自己的理想情怀，应该与他的内在人品相看齐，这样就使诗词在本质上更加地靠拢融合。从“要眇宜修”的传统来看，苏轼的做法未免有点“逾界”，但总的来说，苏轼给词的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注入了新生命，提高了词的功能与价值。 其次，苏轼对词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开拓。苏轼虽仍写过不少传统题材，但更重要的是他把前人很少涉足的领域纳入词的题材范围，真正走出了花间小径，而把词的创作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苏词中，咏史、咏物、登临、怀古、悼亡、送别、游仙、农村生活、田园风光、爱国热情、人生哲理等，无不摄入笔端。而众多题材中，苏轼词尤以抒情词、咏物词、农材词成就为高。 “词为艳科”，抒情词在前人那里绝大多数只限于男欢女爱，且大有忸怩做作之态，而无真情实感；虽然柳永等人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但像李煜那样能突破这一局限的抒情佳作实在是凤毛麟角。苏轼则不然，他的抒情面之广博前人无一相媲。他的词，不仅仅是写传统的闲情词，而且直接抒发自己真实的从政之情、爱国之情、怀古之情及真挚的人伦之情。有人评价苏轼词“短于情”，我们认为这是极为不中肯的。 在词的创作中，对于从政之情的抒发是苏轼的首创。苏轼是个心存宏志、忠君爱国的文人，但时运不济，现实与自己的理想始终都是处在矛盾之中。这种心绪在他的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充分得现出来。此词作于1074年，时值苏轼从杭州通判改知密州，离开朝廷任命地方已近三年，而在途中有感而发。词上片写早行。作者触景生情，感叹世路无穷，奔波无息，但“劳生有限”，只能“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百感交集。下片忆起少年时与子由初来长安，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无难”之壮志。然而，现实是苍白无情的，由于与神宗和王安石在变法上的分歧，只好遵循“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处世哲学，远离京都，“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词中由于对现实无奈而生出的引退的思想，在苏轼词中可见一斑。 苏轼词对爱国之情的抒发，是对词内容的一大开拓。其代表之代当推他知密州期间所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熙宁八年七月，辽主胁迫宋王朝“割地以畀辽”“凡东西失地七百里”。本词就作于这年冬天。词上片极写出猎盛况；下片言情，说自己虽已“鬓微霜”，但仍无妨于挽雕弓，驰骋疆场。他渴望神宗能像汉文帝派冯唐“持节云中”重新起用魏尚那样起用自己，以杀敌报国收复失地。似词中这般爱国豪情，在前人词中实在难有同调者。在凭吊怀古、凭吊江山的怀古之情方面，虽前人如范仲淹、王安石早有创作，但与前人比起来，苏轼只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就足以驰名古今，流芳百世。 苏轼在词中还广泛地抒发了朋友师生、兄弟、夫妻之间的酬唱、思念、悼亡等各种人伦之情。酬唱相思之作虽是以前词常见的题材，但内容不外乎男痴女怨的柔情密意。苏轼则大胆地把人伦之情引入词作之中。如表达手足情的《手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西江月·黄州中秋》等。写给欧阳修的表达师生之情的《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等。而苏轼的记梦名作，在密州期间写给自己已故十年的前妻王弗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将自己对亡妻的思想表达得缠绵悱恻，真挚动人。这首以悼亡题材入词的作品，不仅是苏轼的首创，更使其成为绝唱，流传致今。 苏轼成就较高的第二种题材是咏物词。唐敦煌词中已有咏物之作，但太生硬粗糙；文人词偶有咏物之作，但格调又低下。咏物词到了苏轼手里，无论从形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打开了过去狭小的局面。苏轼词咏物，不重形似而重神似，以形象喻寄托，与他求真、真理的文艺观是相符的。他的咏梅词《定风波》云：“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姿。”咏荷词《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这雪“雪霜姿”、“风流标格”可视为重神似之美的自我写照。又如在黄州所作的《卜算子》：“缺月梧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中幽人的寂寞，怕只有孤鸿才知道；而“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也恰恰是词人自己身世的写照。此词语意高妙，寄托深远，一直为后称道。又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通过把杨花、思妇、我这三个形象的精神相似之处加以联系，融为一体，达到自然天成之效。清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对这首词作了高度的评价：“咏物之词，自以东坡《小龙咏》为最工”。 以农村题材正式入词当推苏轼。以前虽有词人在方面涉足，但就农村生活的广度，农民形象而言，大不如苏轼丰富。苏轼在徐州时所作的组词《浣溪沙》五首，是其代表。从人物形象看，这些词中有农民、采桑姑、醉叟、穿着牛衣卖黄瓜的村汉；从农村风光看，这些词中写到桑麻、鸟鸢、枣花、古柳等；从农事上，这些词中有煮茧、缫丝、买瓜等；从风俗上看，这些词写到了祭社、赛神等。下面一首《浣溪沙》，从其内容上看，其所状风物可见一般：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买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风格的创新，是苏轼对词的又一伟大贡献。如前面所述，在苏轼之前，词风格不出“婉约”的藩篱，虽个别作家的个别词作有突破这一传统，如范仲淹、李煜等，但终未能开宗立派。苏轼则在婉约之处另起豪放与旷达两种风格，使词的意蕴耳目一新。很多人谈起苏轼词风，都不离豪放。但，我们讲，“豪放”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博，它是既“豪”且“放”，大凡有豪万、雄壮、奔放、疏狂、高旷等特点都可纳入豪放之风中。一代大家苏轼，的确有许多豪放之作，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满江红·江汉西来》《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等。在这些词中，苏轼特别注重将慷慨激昂、悲壮苍凉的感情融入词；善于在写人、咏景、状物时，以奔放的豪迈形象、磅礴的气势、开阔的意境取胜，给人一种“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的感觉。 豪放是苏词的一大特色，但鉴于在苏轼的三百六十首（唐圭璋《全宋词》）词中，以豪放之风入词的作品数量有限，因而很难把豪放定为苏轼的主要风格。苏轼的主要风格，我们认为是旷达，即，疏狂不羁、通脱豁达、潇洒飘逸、高洁特立等气质。通观苏词，这种“放”的风格的词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上述“豪”的词作。苏轼一生仕途迍邅，初期科考致仕；神宗时，与王安石在变法上意见相左，而自动请求出任地方官；“乌台诗案”暴发后惨遭贬谪黄州；哲宗时，虽还朝受高太后重用，但又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政见抵触，且迫于新旧两派的攻击，又不得不自请外任；高太后逝世哲宗持政后，又几次被诬，接连贬谪，最后尽客死他乡于常州。一世沉浮，可悲可叹。如此不堪的仕途，苏轼又是对待抱何种态度的呢？这就是上述的旷达，并且旷达这一气质本身就是苏轼最典型的个性。苏轼“奋励有当世志”，可却一生怀才不遇！显然，苏轼没有被这一人生矛盾所困惑，他待之以旷达达观，既坚持了不苟合随俗，又随缘自适；既尽人事，又知命。 苏轼的这种旷达情怀，在词中通过不同的方式传达出来。有时他尽力摆脱自我，把自己融于大自然中，让自己在大自然中解脱人生的种种苦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满庭芳·蜗角虚名》、《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西江月·照野弥弥弥浪》等。在《水调歌头》中，苏轼把人生现象与自然规律相联系，以“我欲乘风归去”，“何似在人间”；“人有悲欢喜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两组对比，使词人自己在大自然中寻得慰藉，摆脱了人生的苦恼。 有时苏轼又极力地充实自我，使自我的精神世界得到加强，从而抵御外界的侵扰以超脱。这方面作品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望江南·春未老》、《行香子·一叶轻舟》等。在《定风波》中，他不以风雨为忧亦不以晚晴而喜，认为只要自己保持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达观心境，那么界的一切只不过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而已。 有时苏轼还以淡泊明志，向往归隐，洁身自好，甚至在饮酒中以自我麻醉，以求得对痛苦人生的精神超脱。这方面作品如《行香子·述怀》、《沁园春·孤馆店鸡号》、《望江南·春未老》、《念奴娇·大江东去》等。 苏轼词在标新豪放、旷达的同时，也不排斥传统的婉约词。但婉约词到苏轼手里，也很少前代绮靡淫艳之作，艺术风格也转秾丽为清新自然，写作手法更为轻灵活泼，缠绵委婉，如刘熙载言：“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其代表作如《蝶恋花》、《水龙吟》等。 总的来说，苏轼作为一代文学大家，在提高词品味、开拓词内容、开创新的创作手法、革新词风等方面，为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标出的豪放与旷达词风，洗尽铅华，一改前代词的秾丽绮靡，使词的思想情感焕然一新。在词的后继上，特别为辛弃疾立豪放一派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37c4c4553c1ec5da50e270d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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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1
![[苏轼的词]苏轼和黄庭坚的关系](/static/wddqxz/img/rand/8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