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读读彭慕兰《腹地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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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为友 公益为念 卓越为荣

浅读读彭慕兰《腹地的构建》

彭在本书中并未写如何构建腹地,反而从它的相反方向描述腹地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被发现,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有点当地群体与外部力量的方略所造成。书中描述了因治国方略的改变而导致黄运衰落和农民生存状况恶化的过程,发达地区的发展与腹地农民的生存问题被形象地突出出来。作为本书读者我认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都是以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以满足统治阶级对于数值性的认识的需求。(腹地位于港口城市背后,为港口提供出口货物和销售进口商品的内陆地区)就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带动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暗含着许多人的利益终将为这一部分人的富裕而牺牲。少数人永远享有占有大部分在本书中经济发展的途中黄运地区就成为这牺牲的部分。 "黄运的衰落

近代“黄运”地区(黄河与大运河交叉地区的简称,即山东津浦线以西地区)为何没能随着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大潮走向繁荣,相反却日趋衰落,这是彭慕兰教授《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一书最为关注的问题。在他的笔下,这个地方性问题与近代中国治国方略的转变密切相关。19世纪中期以前,黄运的情况本来是极其优裕的。直到 19 纪,国家一直资助这个地区的生态稳定,在那些私人经济无法做到的地区,极大地使用了国家的资源来保证其再生产。当石家庄还是一个村庄,而济宁"临清"聊城和滑县是与济南相比肩的城市时,黄运是华北核心地区的一部分。 19 世纪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852-1855年黄河改道,从这个地区的中部穿越而过。

1901-1902年,清廷停止了经大运河的漕运,造成河道淤塞.1897 年,德国人来到山东,铁路接踵而至至,但仅仅位于黄运的边缘,曾被视为举足轻重的京师咽喉的大运河,在沿海轮船和南北铁路网络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石家庄变成了大城市,济南赶上并超过了济宁,临清和聊城式微了。此时的黄运,北部附属于天津"青岛等正在兴起的沿海城市,南部变成了一潭死水。

(漕运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方式。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并沟通天然河道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漕运起源很早,秦始皇北征匈奴,曾自山东沿海一带运军粮抵于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汉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每年都将黄河流域所征粮食运往关中。联结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形成沟通南北的新的漕运通道,奠定了后世大运河的基础。唐、宋、元、明、清历代均重视漕运,为此,疏通了南粮北调所需的网道,建立了漕运仓储制度。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运河浅梗,河运日益困难,随商品经济发展,漕运已非必需,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遂令停止漕运。历代漕运保证了京师和北方军民所需粮食,有利于国家统一,并因运粮兼带商货,有利于沟通南北经济和商品流通;但它又是人民的一项沉重负担,运费代价过高,尤以漕运徭役,征发既众,服役又长,以至失误农时,故亦有众多弊端。)

彭认为,黄运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治国方略的改变。政府的分配政策发生重大的改变。于财政困难的加剧,并由于面对一个竞争性的世界,其治国方略开始着重于像效益和国力这样的目标,把它们看得高于稳定和国家社会的重建。政府重视那些将最大限度地有助于维护其政治独立"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有助于百姓福利的项目。转向自强逻辑后,维持对富有竞争力的地区的控制"现代化建设及从总体上减少威胁国家主权的债务成为国事的焦点,财富再分配的方向转变到更富裕的地区。这种转向实际上是国家对其服务的重新配置,国家在被视为核心的沿海地区,改善并增加了诸如治理水灾"维持公共秩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服务,在被视为边缘的腹地,则减少了服务。边缘的腹地被牺牲,成为沿海经济发展的一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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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钉。政府忽视黄运地区的发展最明显的一点是财政的支持力度一减再减。

中央政府的抽身退出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府所面临的侧重点和压力改变了,而且河务资金被挪用到其他事情上。60年代用到长江下游地区的减税和平叛,以及 90年代的新军"赔款和北京天津的现代化项目上。二是 90 年代的改革对剩余的河务资金和人员不是按照减少水"而是按照改变水患发生地的方法进行了重组,水患问题从更受重视的地区重新分布到黄运地区。1905年,河南巡抚陈夔龙抱怨清廷的资金转移政策是用内地的血汗来资助沿海的发展。

从另一方面来说,要在短时间内跑的快,并赶超其他对手,政府也不得不做出牺牲。近代以来,中国面对的是用现代工业装备起来的强国。而本身则是农业大国,不足以抵制工业大国的各方面入侵。为了不被殖民地化,快速现代化是必然选择。作为后发展国家,要在最短时间内赶上或者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就必须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让一部分产业优先发展起来,鼓励某些地区先富起来。跨越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历史阶段,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赶超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一个突出特征将国内的资源"有限的财力和生产要素,尽可能有效地组织起来,集中运用于国家的发展目标,才有可能在一个或几个领域中取得突破。赶超战略是非均衡的发展战略。这种非均衡战略是要付出代价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同时,必然忽视某些地区百姓的小事。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就是部分地区作出牺牲的过程,腹地农民总是最大的牺牲者。

在近现代历史上,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地区越受到关注,就越富裕,产生的高层官员越多,并回报越多,这个地区就越富裕,于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而贫穷落后地区恰恰相反。中央与地方紧密相联的特殊政治结构和在高层博弈中某些利益集团的优势地位,只能加大区域结构的更大不平衡。

二地方治水的失败

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就有人说, 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广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作为以农业税为财政基础的国家,中央政府历来重视水利工程,但其提供水利产品的状况呈现周期性变化。王朝衰微之时,大量治水经费被挪作制止动乱等其他用途,因为治水不力又导致更大动乱。

1891 年,清廷改革黄河管理体制; 1901 年,改变漕运体制,把这个地区的负担转移到当地人身上。在山东,地方治水费用急剧减少。漕运废弃后大运河理费用的大幅度削减。越来越少的水利资金集中用于它认为最需要的地方东部沿海。黄运的大部分河段被认为是最不危险的,改为民堤。正如本书所说,资金转移到东部,水患转移到西部。19 世纪末水利体制上的经费削减和制度性的变化,不仅把治水( 特别是黄河的治理) 的负担转移到"而且把水患问题本身从靠近沿海的地区( 及后来靠近铁路的地区) 重新分布到济南和北京均认为较不重要的内地地区。地方治水除资金不足外,还面临技术"合作及官员腐败等问题的困扰。

由于缺乏石料"砖头和木材,堤坝的修筑者使用了各种劣质的材料,最常见的是高粱秆。由于秸秆会漫漫地在水中腐烂,至多维持-3年,通常为 1-2, 年,这种秸秆不会像石头那样用得那么久。短期外派的委员们,宁愿修筑高粱秆堤坝,因为不断开工有利于承包人。非正式的交纳秸秆制度还给村庄头面人物和土豪提供了机遇。大部分的款被侵吞了。漕运结束后,当地官员把运河的河床当作农田来出售。济宁地区,都市居民想让运河灌满水,而农村居民更愿意让它成为一条无用的"却没有威胁的干涸的河道。衙役们通过私自开垦靠近运河以及与私自开垦河道中土地的人相勾结而大饱私囊。省际合作是有限的,最严重的失败是同一省份的县际和县内合作负责大堤的人从来都在维修一边; 政府官员如走马灯一样,无力整合资源,许多治水方案都无果而终。漕粮停运和中央政府退出后,从黄河至临清一段变得无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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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此结束了长途运输。水利衰败除对商业产生重大影响外,还严重影响了耕作,有些土地完全弃耕了,有些地方形成了浅湖。由于洪灾期间盐份的积淀,土壤遭到了长期的损害,更少的支出意味着更多的水灾。

三农民生存状况的恶化

因石头和木材不能运进来,大量的高粱秆被用来修筑大堤。每年用来修筑堤坝的数量几乎肯定超过了一亿斤,并很可能超过了四亿斤。燃料短缺使负责拾柴和烧饭的妇女儿童花费了不计其数的额外劳动。人们在一些寒冷的日子里不生火,在冬天尽量不离开坑,少吃熟食。 农民不但很快用完了木材,而且很快用完了其作物的糠秕及周围土地上的树枝"树根和杂草,他们被迫燃烧畜粪。在许多地区挖掘地表以下的泥炭,是另一种常见的补充燃料供给的方法,环境更加恶化。砍伐小树苗作燃料,植树造林遭到破坏。人们在光山秃岭上打柴和拣拾植物,加剧了土壤流失和水患,减少了未来的收成和农作物的剩余物。由于侵占河堤并砍伐树木,许多小河的排水变得缓慢起来。基于进口替代和工业及城市的需要,政府开展了巨大而又零散的植树活动,组建了林业公会。个林业分会和地方自卫队来保护树木,而且拥有一支升级为警察"超过平均数量"24 小时日夜守护的队伍,许多地方建立了带薪的森林巡查人员。黄运大多数县拥有 50-100名带薪的警察。 推广新棉的现代化运动,极大地激起了贫困者的反对,贫困者对美棉的抗拒源于这种新作物看似无伤大雅的特征: 它们需要比土棉多花 多周成熟。因此,在鲁西地区结束收割的传统日子里,新品质尚未成熟,并与收割后允许拾荒者进入田中拾任何剩余物的当地惯例相冲突。官府对农民的榨取越来越厉害了。治水过程中,农民还要交纳大量的非货币资源。这些当地捐献的物品对农民们来说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它们每年至少值110万元,并可能高 420 万元。使用秸秆修筑大堤时,比用更耐久的石头对劳动力的征用也更多,使用秸秆修筑大堤,需要经常维修。

随着黄运的衰落,地方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于是征税时按高比率征收铜币,然后再按市场兑换率兑成银子,使实际收入增加一倍。发达地区的发展与腹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在本书中被形象地突出出来。生存与发展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不管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及国民政府,都希望通过现代化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增长方面,做得远远好于我们以前所认识的那样。

现代化没有挽救这些王朝灭亡的命运。因为政府忽视了腹地农民的利益。腹地既承受更大的榨取,又承受着剧烈的服务衰退之苦; 既承受着内卷化,又承受着退化,底层农民的生存更加艰难。共同生存是最原始的道义,这是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的基础。发展是硬道理,生存更是硬道理。为了生存,可以唤起最原始最野蛮最强大的力量。只有底层农民的生存,才决定了近现代历史前进的根本方向。

结语

读过本书之后我认为给我最大的启迪是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采用非均衡战略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同时,必然忽视某些地区百姓的小事。不过政府要把握好这个度,欲速则不达。2012年,我国排名第二,GDP初步核算数为73011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实际增长9.2%,增量13699亿美元,人均5432美元,敢问你的家庭年收入人均是多少?我敢断言,在追逐GDP的快速增长的同时人民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这样必将激化社会矛盾,长此以往,必然会重蹈天下大势,合久必分的覆辙。我呼吁,政府将“动车”的速度减慢一点,拿出小部分的money为人民干点实事,重落实,不要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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