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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的时代特征 谭汝为 中国人历来是很重视自己的姓名的。汉族人名的形式与结构以及它所反映的信仰、习俗、道德观、价值观、文化心理、美学观念等等，都具有汉民俗文化的特征。人名具有民俗文化载体的功能，人名常被人类学家看作是人类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从古今人名的时代特征及其异同，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民俗文化的历史演进行程。例如我国上古时期夏、商两朝的王室和贵族崇拜太阳神，自视为太阳神的苗裔；因而形成了以“天干地支”命名的习尚：这两个王朝的君王中就出现了如孔甲、小乙、外丙、沃丁、太戊、雍己、盘庚、小辛、外壬、主癸等名字。 再如西汉统治者崇尚黄老之术，祈求长生不老，于是社会取名就以延年益寿为尚：如严延年、毛延寿、霍去病、陈万年、车千秋等。 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骈体文盛行，追求骈偶和好用虚字之文风对命名风格也颇有影响，在单名后加一“之”字形成双名，已成为当时取名的一种时尚：如王羲之、颜延之、顾恺之、裴松之、祖冲之、陈伯之等。 另如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说；因而带有佛教色彩的人名大量涌现，如悉达、达摩、耶苏、婆罗、菩提、沙弥、罗刹、摩诘、金刚、罗汉等。 随着唐代古文运动的进展，“标榜复古，旨在革新”的时代意识在唐人取名中亦有反映，如颜师古、张道古、李宣古、任希古、张蕴古等。 宋代部分文人名字呈现出龙钟老态，多以“老”“翁”“叟”字命名，如胡唐老、苏元老、杜莘老、孟元老；刘辰翁、王次翁、魏了翁、张山翁；陈敬叟、徐荣叟、盛明叟、范彝叟等等。这类名字既反映了尊老敬老的时代风尚，也显示出当时人们对“老年”年龄切分划界的状况，同时也是当时文人心态的一种折射。杜甫写“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时，不过48岁；而苏轼写“老夫聊发少年狂”时，还不到40岁。 现代社会的烟雨沧桑也可以在姓名这个时代镜像里得到映现—— 1949年以前，中国普通老百姓代表性的名字是：赵财顺、钱满仓、孙福禄、李寿生等，反映出人们对富裕、丰收、幸福、长寿的企盼。 1949－1975年间的姓名，显示出与时事政治息息相关的特点，从一个具体的人名可以判断此人出生的年代。 如郑解放、李建国、叶南下等出生在1949－1950年； 张抗美、刘援朝、周卫国等出生在1951－1953年； 孙建设、卫和平、尹互助等出生在1954－1957年； 高跃进、钟超英、张卫星等出生在1958－1959年； 周自力、冯图强、李抗洪等出生在1960－1963年； 张志农、赵学锋、董四清等出生在1964－1965年； 至于马文革、宋要武、刘红卫、张卫东、王永红、郑兴无等名字，就只能产生在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了。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为新生儿取名已经摈弃了千篇一律生硬地与政治挂钩的陋俗，呈现出追求典雅、显示个性、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例如在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的人口普查中出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四字姓名”——张聪颖子、唐林婉儿、郑赫莲子、马陆辞玉、杨柳娉婷、燕莺呢喃、何华德龙、井永正哲、张百真铭、齐佳若楠、杨栾珍茜、王宸欣慰等等。这种取名创意也是时代精神之使然；因为它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精髓，显示出冲破几千年的传统模式，探索取名新路径的趋向。 社会语言学家对这种命名创意的新动向、新趋势，应细心观察、科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加以积极引导；而不应动辄就横加指责、全盘否定。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416e623619e8b8f67d1cb9c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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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