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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母校博学中学（现武汉四中）学习的回忆片断 袁隆平2009年4月21日下午，我再一次踏上了我日思夜想的母校——博学中学（今武汉四中）。 母校的现任领导武万忠、高建国等热情地接待了我。在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同志、硚口区委书记王绍志、区长胡勤华同志的陪同下，我参观了母校美丽的校园： 经博学广场，历8000座位的标准田径场，从桃李园曲曲折折的小路，过涌泉，游生物长廊，访当年教室——钟楼，听鸟语，闻花香，进入富丽堂皇的博学礼堂。几次回母校，一次一个样。母校巨大的变化，令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久远的博中时代—— 1939年春，我们一家6口人随父亲转辗湖南等地逃难到了重庆。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陪都，因此已沦陷或部分沦陷的省、市，有许多当地的机关、单位和学校，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都迁往重庆等大后方，汉口博学中学（下面简称“博中”）就是其中之 一。"新校址坐落在重庆市郊南岸背风铺，校舍十分简陋，除一栋学生宿舍属半砖瓦半土墙结构外，其余房屋都是用竹片敷上黄泥建成的。但这里是一处风景很美丽的山区，周围绿树成荫，四季鸟语花香。博中的姊妹校懿训女中（当时博中为男中），也建在这里，彼此毗邻，我们经常听到随风送来懿训女中唱诗班的优雅歌声，令人神往。 1943年春，我从赣江中学转学到博中读初一下期，是我哥哥袁隆津极力主张我转学的，他当时已在博中读高一，他认为博中的教学质量比赣中好。从初一到高二，从重庆到汉口，从13岁到17岁，我就一直在博中学习、生活了四年多时间，可以说，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博中度过的。因此，博中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她给予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都很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很浓厚和活泼。我们的校长胡儒珍博士，堪称一位教育家，不仅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很严，而且要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因此，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我 1 / 3 在这些方面的受益确实不浅，至今我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活动。1博中是英国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但学校里的宗教活动甚少，信教与否，完全自觉自愿。在校四年多，我只参加过两次宗教活动，一次是在重庆的懿训女中听一位神学院的牧师讲道，他演讲的题目是否认“There is no God”。哲理深奥，我听不懂，因此对我没有说服力。 另一次是在汉口本校的礼拜堂，但这纯粹出于好奇心，只想见识一下礼拜的仪式和活动内容而已。 重视英语教学，是教会学校的特点之 一。"其它课程不及格可以补考，但英语不及格就得留级，因此，学习英语的风气在博中很浓厚，也很讲究教学方法。我在汉口读高一时，就有三位老师讲授英语，英国人白格里先生教文章（我还记得第一篇文章的题目为“North star”），他的太太英籍华人林明德老师教朗读和会话，教务主任周鼎老师教文法（他那慈祥的面孔和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记忆中）。我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各种国际学术活动（包括学术讨论会，合作研究，技术指导，撰写论文等）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主要是母校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重庆博中，生活很紧张和有节奏，晨6时响起床钟声，10分钟后在操场集合做早操。 训育主任胡必达老师总是在起床铃一响就马上赶到学校宿舍查睡懒觉的，手里拿着一根竹片，敲打那些还在睡觉的学生的铺盖，催促他们起床。某晨，几个顽皮学生要捉弄老师，他们把几个枕头包在铺盖里，假装成一个学生在蒙头睡懒觉。胡老师走进来，用力敲打那铺盖，但没有反应，掀开一看，才知道上了当。当时，我们几个学生既高兴又恐惧，不敢出声，生怕老师追究而受处分，但胡老师并不以为然，只是笑了一下，于是大家才哄堂大笑。 1946年秋，大概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学校送一批所谓救济物品，都是一些破旧的衣服和鞋袜。起初，几个同学穿上高跟鞋、女式花衣和裙子，扮出各种怪模样和做出各种怪动作，引得大家啼笑皆非。随后，同学们就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以示抗议。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运动会，学校挑选了 2 / 3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445b163c7b563c1ec5da50e2524de518974bd3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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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