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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魏碑书法 在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战乱频繁，统治者残酷压榨，百姓苦不堪言。但是这个变乱的时代却促进了同时期文化的兴盛与艺术的繁荣，最明显的莫过于北朝的刻石。在北魏的统治下，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大力吸收南方文化，较稳定的政治局面使得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得到大力发展。北朝时期，刻碑蔚然成风，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北朝刻石亦称北碑，由于北魏立国最久，书法也以魏碑最盛，所以，北碑又被称为魏碑。 北朝刻石兴盛，原因很多，主要的莫过于（1）迁葬故土的意愿；（2）士大夫重功名，死后希望名传千古、树碑颂德的风气；（3）佛教信仰。“艺术家创造的作品总是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和一个名族的文化特征。艺术虽然是通过审美的活动把握对象，反映现实，尽管这种活动是以艺术的本性为主体，但不难看出艺术家通过形象的表现，呈现或暗示出某种思想。换言之，艺术家的思想和观念是通过色彩、形状、线条表现出来的，在这些感性形式的内层包涵这思想内容。”那么，该时期佛教的盛行对魏碑产生了重大影響。在北方，佛教自十六国以后得到迅速普及，尤其是禅宗得到很大发展。印度佛教认为，只有完全出离三界，才能脱离生死，享受最为美好的“无上涅槃妙果”。禅宗思想具有大众化的倾向，容易为各阶层人士所接受，因而能深入人心，影响民众，成为北朝佛学主流。当时的人们将大量钱财用以建造寺院、石窟、雕造佛像，求佛主保佑消灾得福。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像佛教一样，把现象世界、人、社会、自然合盘否定的纤毫不留。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題记和刻石数量惊人，可见佛教思想对北朝刻石的极大影响。用笔方峻是魏碑书法的普遍特征，比如《元倪墓志》、《张猛龙》等。在不同的作品中有不同的表现风格，也不乏笔势圆畅、结构宽博的作品，比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石经》、《四川摩崖刻经》等，笔法圆厚处篆书，内涵筋骨，宽博疏放，雍容大度，震撼人心。似乎犹如刻意营造的菩萨意象，拙厚却不失奇趣。 康有为是近代书法艺术中难以有人与之抗衡的学者，《广艺舟双楫》对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是中国近代书法艺术碑学大兴的一剂催化良药，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中国书法史上体系理论的空白。康有为说，“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皆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由此可见，康有为以其极为敏锐的目光，提出尊碑的思想，将学书法的基础放于六朝碑刻。“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魏碑书法南朝刻石不多，多数为北朝刻石。魏碑特色可用四个字概括，一曰“厚”，二曰“奇”，三曰“茂”，四曰“朴”。最后的这个“朴”主要归结为用笔的隶意，介于隶楷之间交错变化，横画多带有隶书的上挑，但是没有隶书那么明显与夸张，较为含蓄；钩画、上挑等笔画也有隶书的依势而推的意味。魏碑的意趣不可忽略其很多用笔特征是由于刀刻效果影响，使得起笔或者转折处呈现方直用笔，有着较为特殊的结构方式。魏碑中的点画多呈三角形，主要出现在龙门造像题记、《张猛龙碑》等方整峻厉的作品中，如《元佑墓志》里的“辛”、“亥”，《孙秋生造像题记》中的“州”、“孙”。 目前，尽管当代楷书届在创新的同时清晰地把握楷书发展脉络，在法度与情趣、形式与语言、材质与表现等方面都取得了广度的延展和深度的掘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信息时代的发展，更进一步的弱化了书法的实用性，书法逐渐成为纯粹的视觉艺术。越来越多的书家，将创作源泉从唐楷转为魏碑，欣赏其浑然天成的意趣与大气磅礴，但是局限于其用笔的方折，或者故作姿态只模仿其用笔形态。魏碑的临摹越来越缺乏张力，线条软弱无力，除去方折与棱角，无法使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48981b4fb2717fd5360cba1aa8114431b80d8e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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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