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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宋代艺术家提倡平淡绚烂之美，其理论来源于苏轼，他受到当时道家和禅宗思想的影响，因而提出平淡为美，了解这一理论，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苏轼的艺术，还有助于了解整个宋代文艺的面貌。”宋代苏轼在《与侄书》中对他所推崇的艺术美学做了极其精要的概括，他说：“平淡乃绚烂之极也”。这句话里有一对相反的词汇，一个是平淡，一个是绚烂。以常理度之，平谈怎么会是绚烂呢？ 苏轼《枯木怪石图》而苏轼在这里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说日常平淡之物，乃含绚烂之意。作为的一个艺术家，他的艺术作品或许可以给我们启发。我们先来看他的画，他流传下来的画不多，比较出名的一个是《枯木怪石图》。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幅画并没有描绘什么美好的事物，仅仅是一个奇形怪状的石头，一个干枯瘦瘪的老树，那么苏轼为什么要画它？实际上，苏轼在画这幅作品的时候，境况不好。他当时是徐州太守，曾亲往萧县圣泉寺是在那里创作的一幅纸本墨笔画。这幅画几乎代表了苏轼在美术教材的美术史上的形象。在当时的政坛，苏轼是左右两派都不接纳的“烫手山芋”。早年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认为新法步伐太快，容易产生社会流弊，因而不见容于新党，甚至在"乌台诗案"中险些丧命，后被贬黄州。王安石罢相后，司马光起用了包括苏轼在内的旧党人士，但苏轼同样不赞成司马光全盘否定新党的举措，所以又受到旧党的猜忌，其后苏轼屡遭贬斥，竟一个月内三贬其官，最终将他贬至广东的惠州、海南的儋州。 苏轼画像如此传奇而又充满曲折的道路，让苏轼极其喜欢表现一些奇怪的东西，是因为"怪怪奇奇，盖是描写胸中磊落不平之气，以玩世者也"。苏轼自己在诗文中说：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功业未就无疑是其人生最大的痛苦。而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莫过于看到郡下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无灾无祸。苏堤的湖光山色,徐州的野老顽童,凤翔的喜雨亭都烙上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本质力量”，所以,这些人和景进入他的眼帘,他的全身心都会被无限的恬淡、欣慰和澄明而包围。作为一个政治家,苏轼一直在追求着这种难以企及的“美”,这已经完全超越了世俗的名利层,追求的是审美的忘我之境，即“自我实现”之境。正如浮士德在几番求索之后终于在围海造田的造福人类的事业中发现了人的生命的伟大与庄严，“你真美啊,请为我停留!”这是生命进人至真至纯的幸福欢乐的极境的由衷呐喊。 因而，这种自我实现，超然物外的心态，不需要遵从现实社会世俗的审美观点，一些自认为挑战了审美底线和审美享受的“怪奇”之态，可能更加符合苏轼作为一个文人画家自我的意趣追求。这也就决定了苏轼不会去表现枝繁叶茂的欣欣向荣之态，不会去表现灯红酒绿的人生欢快。毕竟，那些都是一时之乐，非人生常态。在他看来，平淡的、普通的，才是长久的，正因为其平淡、普通，才蕴涵着人生无限的可能。我国著名的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提出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的理想，一种是追求色色的华丽之美，一种是追求芙蓉出水的自然之美，前者是一种追求在艺术上尽量的光鲜夺目，，而后者则突出在朴实的艺术表达过程中表现艺术家的思想和人格，这两者之间虽然没有孰优孰劣的差别，但是在艺术的境界上、对人生的态度上却体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深浅层次，那么，苏轼无疑是属于后一者。 苏轼的生活背景是处在北宋的后期，这一时期是北宋从鼎盛到衰落的转变时期，作为有自我意识觉醒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在传统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积极的入世，强调作为一个士大夫个人的修养，即用自己的文字去干预社会，达到“致君尧舜上”的艺术理想。但另外一方面，苏轼又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以及社会现实的逼迫下慢慢屈服，思想中有了倾向于佛老一家的思想，因此我们认为苏轼在饱尝生活和仕途的颠破流离之后，逐渐形成了旷达豪迈的人生态度，。他在艺术的表达情感上，更加超然物外，在艺术上，他追求体现老庄道家思想最高艺术理想的自然平淡的意境，这种意境一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他在枯木怪石图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奇怪，平淡和平凡的美。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所说的平淡并非是平易浅俗的那种浅薄之气，而是强调符合道家思想的无为自然和禅宗思想的平淡平和，旷达自适。苏轼将老子、庄子和禅宗的审美主张作为艺术家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思想的要求下，把自然界表现万物的形体和面貌提取出一种符合他们美学主张的要求，即平淡在形式和内容之间结合起来加以表现，苏轼以老庄道家及禅宗清净空明的胸怀，观照万物，创造出符合其最高艺术理想的自然平淡的意境，也即是：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苏轼《黄州寒食帖》苏轼被贬黄州是他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他的艺术创作达到了顶峰，创造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比如我们知道的《黄州寒食帖》是他在中国书法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行书作品，被人称之为第三行书，在这部书法作品里，他用惊心动魄的笔触描写了自己在孤苦困顿的情境下百感交集的人生况味，体现出了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慨。苏轼以平淡作为艺术的最高理想，这一思想与他所推崇的老庄道家的辩证思想有深刻的关联，老庄之学虽然推崇自然和无为，但是又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这一方面是指追求的自然混沌，未经人工污染的天真，纯朴的状态，另外一方面，他们又追求无为之外虚无的本体特征，体现出宇宙的生气和生命，即所谓形而上者的意义所在，反映在艺术上，则是不仅写出了物质形而下的形象，更要体现出形而上的气质与状态。 苏轼《赤壁赋》如果说苏轼思想中道家的因素影响了他艺术创作中自然潇洒的一面，那么苏轼思想中的禅宗思想则体现在他美学方面所强调的坦然旷达。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有过这样的定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文学小育》)苏轼作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无论是诗、词、文,还是绘画、书法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这与他本人的才学努力是分不开的,更与当时社会中盛行的禅宗文化密不可分。他的思想以儒为主,兼顾释、道,他接受了儒家积极进取、热爱生活的精神,又吸取了佛门随缘自适的思想,坦然面对一切打击和不公.保持自已宠辱不惊旷达的人格尊严,并排斥佛教的一些消极方面。尽管他开创了以诗为词,提高了词的地位,开拓了以俗为雅的审美情趣,并写了很多富于人生哲理和禅趣的诗,但作为一一个不断遭受打击的文人，他同样流露出对人生的不解,对命运的无法把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虚幻。 与这一艺术美学思想相反的是中国儒家的美学思想，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点是要求文艺作品服从于道德伦理政治，提倡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到了唐代中叶，那些为封建文艺立法的巨匠，如杜甫，韩愈，颜真卿等，都持有相似的观点，白居易更是主张文章和诗歌要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就是这个道理。苏轼所信仰的禅宗正打破了这一个艺术局面，让中唐以来，安史之乱的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可以尽情抒发自我心灵的自由世界，所以不是人物或人，更不是人的活动，而是人的心情，成为了艺术美学的主题，这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趋向，他身为北宋文坛的领袖，从未有韩愈那种好为人师的不可一世，在艺术上更反对白居易的泛政治化的主张，开创了一种远离忧愤、质朴无华、宁静自然的艺术境界，体现出了别样的风格情趣，即及我们前面所言的绚烂之极，始于平淡。在禅宗的意味下，这种平淡应该还包括纹理自然，姿态横生的丰富内涵，他的两首脍炙人口的小诗，说明了这种审美趣味，一个是写西湖：水光洌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行书手札这说明最美的审美对象正是自然存在，另一首是写梨花，在东坡先生眼中，纯白的梨花，虽然没有其他的花卉绚丽色彩，却更强烈更浓烈，这不正是平淡为绚烂之极的生动写照吗？这种美学观点给后世以及大的影响，后来清朝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让他笔下的人物写出了“淡极始知花更艳”这样绝妙的好词。所以,在古往今来的诗人中,就只有陶渊明最符合苏轼的美学标准了。陶渊明那“心远地自偏”的处世哲学才是苏轼最赞叹的。整个南北朝,陶诗并不很被看重,终唐之世，李白、杜甫也未加青睐。直到苏轼,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苏东坡全集》里,和陶诗的作品就在120首之多,他对诗圣诗仙并无这份恭敬。苏轼发现了陶诗那种“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诗歌真谛,和诗用极为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表达出的田园牧歌式的情调,认为他的诗歌是美的极致，艺术的顶峰。之后,陶渊明的地位被确立,陶诗也以苏化面目流传下来。千年来,人们只关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飘逸潇洒,而忽略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恰恰证明禅宗这种平淡自然的美学意趣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晚年的苏轼在给人谈到自己的书法作品的时候，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 苏轼《黄州寒食帖》此之无法，非无法无天，而是不为法而强求法度，不为法而法。这是以一种道家的无为和佛家禅宗的自然平淡作为标准，从而达到无意于佳乃佳的境地，是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丑恶和矫揉造作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他反对装饰浮雕，并把这一切提高到某种透彻领悟的哲学高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美学追求，基于他对禅宗的深刻领悟，苏轼将他遭际多变的人生变成一种有意义，一种复归本心的诗意存在，在他的艺术作品中得到了生动诠释。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4c33d192bed126fff705cc1755270722182e593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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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