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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媒介下的性别话语权----论家庭伦理剧中女性的话语权 摘要:传统的性别话语认定了所谓的“男尊女卑”，历史的规制遮蔽了女性的话语权。随着女权运动以及女性意识的增强，在当下的大众传媒之电视的传播领域，男性话语仍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两性的话语权仍处在不平等的状态之中。本论文通过文本细读法和个案分析法来探讨由当代中国最具影响的大众传媒——电视剧构建出的电视文化对女性的再现和解读，进而希望电视传媒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传递两性平等和谐的观念。 关键词：家庭伦理剧；女性；话语；男权；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塑造的”，西蒙·波伏娃一语道破对女性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并非生物因素，而是更具根本性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作为承载和传播文化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电视剧在女性从内到外形象的塑造方面已经担当起了“造型师”的角色。电视剧用生动的视觉文化呈现性别模式，极大的影响并建构着人类及社会的两性观念与行为。电视用声画并茂的形式呈现和传递女性形象，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引导或误导现实中某些潮流和倾向的“助推器”。 一、家庭伦理剧中女性话语 “话语”(discourse)一词，来自拉丁语的discursus，广义上是指“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狭义的是指“语言的形式”。我们通常是指后者。“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实现的。当前社会仍以男性为中心，他们通过“话语”来实现自己的权力。 （一）女性话语 在激进的女性主义看来，“女性话语”这个词语的存在都十分可疑。因为长久以来的父权制使得女性几乎没有“话语”的权利可言。而女权者们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就是使女性拥有话语权，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女性话语”。一方面，采用一种较为平和宽厚的姿态来看待“女性话语”以及它背后所言说的意义，暂且把具有一定的女性意识、反映一定的女性问题、关注一定的女性的命运、拓展一定的女性观念的影视文化通通纳入到“女性话语”的研究视野中，这样就形成了对广义上的“女性话语”的认识；另一方面，采用一种类似于女权主义那样的较为严格和敏感的姿态来看待“女性话语”这个词语以及它背后所言说的概念，就会把那些真正具有女性意识、突出反映女性问题、深切关注女性。这样就会形成对狭义的“女性话语”的认识，即女性自己的声音。 女性主义者认为“声音”是一个事关女性生死存亡和切身利益的奋斗目标，此时“声音”不仅是话语权，更是“人权”的象征。“西方女权主义者总是强烈呼吁女性拿起笔来进行写作，认为只有写作、倾诉自己的心声，自己写自己，妇女写妇女，才可能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1］ 总之，话语权力与性别的关系极为密切。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诉求之一就是要高扬女性的话语:“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性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我们必须去发明，否则我们将毁灭。”［2］ （二）女性话语在电视剧中的镜像 无论是宽泛意义上的女性话语，还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性自己的声音”，电视文化萌芽之初都鲜有表现。在影视艺术诞生的早期，影视界几乎都是男人的天下，在影视文本中也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与边缘化形象塑造，整个的影视文化领域“女性话语”处于第二位。 《亲情树》中的大姐、《百万新娘之真爱无悔》中的林敏君、台剧《意难忘》中的丽珠等早期的家庭伦理剧中的女性都在为自己的亲人、丈夫和家庭而活。《亲情树》中的大姐本来有去北大上学的机会，却因为三个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弟弟和妹妹而牺牲自己受教育的权利。而在自己的家庭中，没有话语权，面对丈夫的出轨，也只能默默承受，同意离婚。《百万新娘之真爱无悔》中的林敏君家境普通，嫁入豪门，婆婆冷眼相待。默默无闻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面对丈夫和家人的误会和质疑，却没有能力解释所有发生的一切。《意难忘》中的丽珠和林敏君的遭遇差不多。可见在家庭伦理剧中，家庭并不是温馨的代表，也不是女性灵魂的栖息地。相反女性被长期禁锢、被压抑、失去自我。 可见，在家庭伦理剧中，主流话语仍然是以男性为主，女性为第二性的话语。影视文化加剧了两性的不平等。电视文化折射出整个社会环境的文化秩序和权力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以男性为主体的影视文本中，家庭伦理叙事呈现出核心家庭加诸在女性身上的种种限制，以及‘教育’女性去接受这些限制，认为它们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仿佛是天生赋予的束缚。这样对当下女性意识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媒介性别话语 从家庭伦理剧中可以看出，现在电视剧文化已经形成刻板成见，男性话语为主流，女性处于第二位。女性处于被压抑地位，可以从话语权的角度来分析其原因。福柯的话语理论体系虽然在目前还受到理论界的一些质疑，但他提出的三个控制即外在控制、内在控制和“话语”主体控制对性别“话语”分析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外在控制 它是从外部作用于“话语”。在对“话语”分析中，福柯着手提出的假定是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产生既是被控制的、受选择的、受组织的，又是根据一些秩序而被再分配的，从而提出排斥原则。在电视剧中，大多数的故事情节都是以男性为主体，女性处于从属和边缘位置。其次，电视剧可能把女性作为一大卖点推向市场。通过煽情手法，暴露女性的身体来博得受众特别是男性的喜爱。不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一些特殊女性所处的生存状态，而是按照男权法则讲述、歪曲和放大。 （二）内在控制 内在控制是指在特定语境下通过对话语重新组合来表达特定含义，是一种深层次对话语的控制。话语是指自由表达或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对话。而实际上，“话语”受到严格控制，因为话语是一种语言形式，它是通过对语言符号的组合而形成的，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语言符号的不同组合，可以传达不同的意思。在电视剧中，可以看到，通过话语的不同的组合和排列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思想内涵。同样，在家庭伦理剧中通常把女性置于站在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贤内助，为家庭牺牲自己事业的“伟大女性”这样一个语境中，通过用温柔、贤惠、善良、勤劳等这样的话语来衡量一个女性的美德，使女性从属于男性、依赖于男性。 （三）“话语”主体控制 这里所说“话语”主体指的是男性，因为话语权控制在男性手中，使“话语”带有明显的男性特征。“话语”和“话语”主体互相控制，是一种独特的、严格的控制形式，一方面，如果谁所作的陈述不能被某个“‘话语”接受，谁就会遭到排斥，被逐出“话语”圈之外;另一方面，如果谁是在“话语”中，谁就必须运用某种“话语”，把它当作忠于某一阶级、某一社会阶层、某一利益的标志、表现和手段。当前男性话语体系占主流，它是通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作用于社会的每个成员，内化成每个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影响每个人的性格特征。 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子属外，女子居内”、“男尊女卑”等这些在父系社会中严格控制女性的道德价值标准，仍在深深影响着后一代人。在当今，虽然人们教育程度得到提高，法律保护男女平等，但男权主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扎根于许多男性心中。比如说大多数男性希望能找一个贤惠、温柔、体贴传统型的家庭妇女，认为男性重心在于事业，而女性重心在家庭。正是因为受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话语”带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对不符合这个“话语”体系的陈述将被驱逐出这个“话语圈”。那些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勇于向男权中心体系提出挑战的新女性往往受到“话语圈”的排斥。 而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在男权中心体系下建立的，带有明显男本位观念的烙印，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男本位观念不知不觉地传递给每个社会个体，内化为自我的价值观念，女性在这种教育制度下，使用的是一套男性话语体系，以男性的价值观念培养自我的性格特点，以男性衡量女性的标准，来塑造自我，使女性在意识形态“话语”下处于男性之下，从属于男性。 从福柯的“外在控制”、“内在控制”、“‘话语’主体控制”都可以看出我国的电视剧文化仍然是男性话语权占主导。 总结 媒介话语下的性别差异最理想的图景是两性和谐。两性和谐是女性主义发展和社会性别意识进步的理性的期望。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最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两极，是文化天平的两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发出呼吁:“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因此，谋求两性和谐相处与共同发展才是解决两性问题的最佳选择。谋求两性和谐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女性的话语权，女性既然是半边天，就有表达自己的权利。电视剧文化必须承担起自己相应的职责，宣扬性别平等，突破传统的性别偏见，加强女性话语权，构建和谐的两性电视剧文化。 注释 ［1］王春荣、吴玉杰.女性声音的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19 ［2］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184 参考文献 [1]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3]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北京:三联书店，1998 [4]姜红.大众传媒与社会性别.[[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3) 作者简介：高丽琴（1991年—）女，山西孝义人，西藏民族大学在校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文艺美学。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4c60586f340cba1aa8114431b90d6c85ec3a889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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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