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唐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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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唐宋,文化

佛教与唐宋文化

作者:向 丹,刘新华

来源:《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4年第7



向丹,刘新华(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作者简介:向丹(1988-),女,土家族,湖南湘西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画研究。

摘要:佛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宋两代是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期。从文学哲学艺术和风俗四个方面,详细叙述佛教对唐宋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本土化、社会化和习俗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文化;佛教;文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7-0182-02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于隋唐时兴起,对我国唐宋时期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佛教与唐宋文学在唐宋时期,宗教与文学相得益彰。禅和诗都需要内心的感悟,都追求见微知著的言外之意。禅宗的特性和诗歌创作实践的相似性,为二者之间的沟通提供了媒介。在唐代,诗人和僧侣相互应和、交流,使禅与诗相互渗透。用诗来表达禅趣禅理,为唐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以禅入诗,为唐诗注入了特有的禅趣,也使唐诗的发展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唐代著名诗人、画家王维字摩诘,平生长斋信佛。他通过对田园山水的描写,宣扬了隐居生活和佛教禅理,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隐隐而来的人语衬托着山的空寂,黄昏时分的落日余晖照在密林深处的青苔之上。这其中包含着禅宗的“返照”“空寂”的义理,通过描绘鹿柴深林中的傍晚景色表现寂灭无常的心境[1]。纵观王维的作品,他对佛教禅理的领悟使他获得了一种无牵无挂、悠然自得的心态,以此来忘怀世事烦扰。唐代的许多著名诗人如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他们的诗歌作品中都有佛理与情境的交融。这一时期还有不少有名的诗僧,如寒山、拾得。宋代时禅宗继续流行,文人士大夫拜佛参禅,或与名僧相交厚,深受影响。如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等人做诗多掺杂佛理,甚至取材于佛教语录。以禅入文比唐诗更加执着于理境,多有议论,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推苏轼。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在《和子由绳池怀旧》中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君知否?路长人困蹇驴嘶。”[2]诗中所体现的人生无常、虚空悲凉的心境,正是禅宗所提倡的。再如黄庭坚,他在《奉答茂衡惠纸长句》中说“春草肥牛脱鼻绳,菰蒲野鸭还飞去”,将自己的心比作牛,在修道之初,需时时束缚,而到后来,心就可以无拘无束,这是黄庭坚对自己参禅悟道的心路历程的真实描绘。到了宋末元初,因为亡国之恨,身世浮沉,南宋遗民词人对人生无常的感受比以前的文人更加沉重和细微。张炎在《台城路·游北山寺》中“进竹惊秋,穿萝误晚,都把尘缘消却”一句有着明显的佛教思想的痕迹。佛家认为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是人生嗜欲的根源,张炎要把尘缘都消却,无异于遁入空门。我们在南宋遗民的词作中读到大量的世事无常、人生如寄的话语,想必也是词人们寻求禅境和自我解脱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佛教对于说唱文学和小说的影响其实远比诗词更为显著、巨大。我国古代的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等通俗文学中的说唱文学,都是直接源于佛教的。唐代流行一种叫做“转变”的说唱艺术,“转”是说唱,“变”是变易文体。中唐以后,寺院僧侣为了更加通俗地传教,经常举行以变文为话本的通俗说唱,即所谓的“俗讲”。变文的故事多取材于佛经,目的是宣扬佛教义理,如《维摩诘经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3]。变文的内容不断发展,由单一的说唱佛教故事扩大到中国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以及当时人或历史人


物的专题故事,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董永变文》。佛教对唐宋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原有的文学或注重人事、或富于玄思、或描绘山川风物,而佛教则观人生之无常,从而知宇宙的变幻,为文人的创作开拓了新意境。其次,中国文学缺少想象力,很少有穿越时空、超出现实的幻想,即使是一些列仙传、神仙传,也往往让人觉得简单刻板,但佛教的经文中,往往用极为夸大的想象力来表现佛祖的全智全能、十八层地狱、三十三层天、三千大千世界、一花一世界,这些无边无际的想象表现了浓烈的浪漫色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6卷第7期向丹,等:佛教与唐宋文化2佛教与唐宋哲学

唐朝是我国佛教最繁盛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佛教、儒学与哲学呈现出了较为复杂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教各家对传统哲学的吸取利用,二是佛教融合儒、道的趋势,三是儒家学者对佛教的反对和支持、排斥和借鉴。唐代几个重要宗派的学说,都可谓是心性学说。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并把心性论和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这种心性论和本体论的密切联系是一大特色,是对中国古代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也有着深远影响。唐代佛教宗派唯心主义本体论有两大类型:一是法相唯识宗,宣扬主观意识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现象都是识的变化体现,这是中国哲学史上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二是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主张以众生共同具有的真心(自心、本心)为世界万物的本原,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这几个宗派都以真心为万物的本原,但在论述真心如何产生、显现万物方面则说法相异,形成不同宗派。唐代佛教宗派客观唯心主义和道家以道为万物本原的客观唯心主义又有所不同,因而也丰富了中国古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南宋理学家朱熹对佛教的心性多有批评,他特别斥责佛教心性不分。但他本人也大谈“人心至灵”:“此心本来虚灵,万理具备,事事物物,皆所当知。”“其体虚灵而不自未,其用鉴照而不遗。”他还曾经说过:“人之良知,本所固有。”[4]这种说法和禅宗的人心本性是灵知不昧的思想极为相似。然而,佛教对唐宋哲学有消极影响。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两千余年,单一的模式造成了物极必反,形成专制政权,禁锢了思想,可谓是思想史上的悲剧,而佛教教义的“空”,逃避现实、沉迷想象的虚有空间更是加重了人们思想的封闭和控制。

3佛教与唐宋艺术唐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佛教建筑、雕像、绘画艺术灿烂辉煌,登峰造极。唐代的佛教画像,尤其是壁画的发展,可谓是空前绝后、盛极一时。当时寺庙的壁画多由名家绘制。曹不兴、顾恺之、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都以画佛画闻名于世。其中最为出众的是吴道子,号称为古代佛画第一人,有“画圣”之称,他在长安、洛阳寺观作佛教壁画300余间,笔法磊落,凝练劲爽,生动而富有立体感,更因为用状如兰叶的线条来表现人物的衣褶,使人物有飘举之势,后人称之为“吴带当风”。唐中叶以后,禅宗流行,提倡顿悟,直指人心。以王维为代表的画家将禅宗的任运旷达的人生哲学和浓淡墨色的山水画融合,开创了超然洒脱、高远淡泊的画风。北宋初期,李成、范宽画派善于从幽远重山、浩渺江川雾霭的意境入手,给人一种类似悟道玄幽旷渺的禅家情趣。佛教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在形象上独树一帜,而且也丰富了绘画题材。虽然这些题材的内容都是宗教性的,对人民也有消极影响,但也应当发现艺术家们以丰富的想象力用佛教绘画表现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苦难与希望,表现了人们坚强、忍耐、牺牲的高贵品格。佛教音乐简称“佛乐”,是伴随着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的。我国僧侣用民间乐曲或宫廷乐曲改变传入的佛曲,或直接创造新的佛曲,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的佛教音乐。后来,一些擅长音乐的僧人不断吸收并改进传入的音乐,补充新的佛曲,从而使中国佛教音乐获得了长期的发展。佛教音乐对当时的音乐舞蹈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活跃人们的文化生活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佛教音乐对于保存和发展民间音乐也有相当大的贡献。

4佛教与唐宋社会风俗佛教的传人对唐宋时期的茶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寺院不仅提倡饮茶,也重视种植采制茶叶。如碧螺春茶原名为“水月茶”,就是洞庭山水月院山僧首先制作出来的。乌龙茶的始祖“武夷岩茶”,在宋元以来以武夷寺僧制作的最佳[5]。佛寺的饮茶


之风蔓延至民间成为普遍习俗,宋代著名的浙江余杭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对各种茶进行品评鉴定。宋代还发明了将幼嫩的茶叶碾成粉末,用开水冲泡的“点茶法”,这对于民间的饮茶习惯有着进一步的普及作用。相传佛祖于腊月初八悟道成佛,僧侣们便在“腊八”这一天诵经纪念,并熬粥供佛,所以腊八粥又有“佛粥”之称。后来,这种习俗逐渐传到民间,成为固定的习俗。农历七月十五日是“盂兰盆会”即中元节,俗称鬼节,据说是为纪念目连救母而产生的,民间说法在这一天以百味饮食供养十方僧众,能使现生父母和七世父母都得以逃脱苦厄。到唐代,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皇家就送盆到各个官寺,献贡各种杂物,民间也有人到寺庙献盆,非常壮观。到了宋代,盂兰盆会的庄重和供佛的意义大为减弱,其主要意义在于使死去的人得到超度。总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不仅逐渐本土化、社会化和习俗化,而且也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刺激,创造出了更为绚丽丰富的唐宋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 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3 陈平原.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 李斌城,张咸泽,吴丽娱,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责任校对谢宜辰)第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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