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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始末 “发愤”之作 一部不朽著作的背后，往往深藏着一段痛苦的历史。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作的诞生都印证了这个观点。毛泽东十分赞赏司马迁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不管史书上的记载是否确有其事，但大抵反映了一种历史现象。 对司马迁的这段话，毛泽东曾经感受极深，广为宣传，是因为如他本人所说：“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当然，毛泽东既没有蹲过大狱，也没有成为残疾人，但他曾受到过错误路线的压制排挤，被贬职靠边站过。抗战初期，他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发愤之所为作也”。 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发愤之作”，那么“愤”从何来呢?这还得从毛泽东创立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讲起。毛泽东自开辟井冈山道路后，历经艰险，终年转战，挥师于闽西、赣南之间。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中央红军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围剿”，将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这是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面对这块红色的土地虎视眈眈却连遭败绩。可惜，“这边独好”的“风景”不长。随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这些喝过苏联“洋墨水”的人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鼓吹“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指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 “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竟被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从此，他就挂着当时中央苏区“国家主席”的虚名养病、视察、蹲点、督导，或者“随军行动”。眼睁睁地看着亲手创建的苏区一天天缩小，最后丢个精光，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心痛、愤怒，却无能为力。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央的错误领导，确立他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使党和红军有了转机。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鄙视、讥讽，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到处找马列的书来读。甚至在长征路上，他患病躺在担架上还在读《反杜林论》。他后来对外国人说：“我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有了相对安全的环境，读书条件显著改善，读书时间相对增多。为了批判王明们的“左”倾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他自感“我的工具不够”，“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研究为主”。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工具学”。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凡是在延安能找到的马列哲学著作和有关读物，毛泽东都找来读；在延安没有的，他写信请在“外面”(即国统区大城市)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买来读。 当时访问过延安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毛泽东发愤攻读哲学书籍的情况有生动感人的记载。他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个晚上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如饥似渴”地读书 毛泽东那时读书可以说是“如饥似渴”。 他读的哲学书籍大体有这么四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从早年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直到列宁的《哲学笔记》节译本，还有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第二类是外国的哲学教科书和通俗读本，这主要是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第三类是中外哲学史家的著作(包括介绍他们哲学思想的读物)，有些书他早年就读过，这时又进一步研究，如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和西方近代哲学家的著作；第四类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写的教科书和通俗读物。他特别欣赏李达和艾思奇的书。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在1937年5月出版后，毛泽东收到作者寄来的书，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他对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评价也很高，读后还作了3000字的详细摘录，写信对艾说，这“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 毛泽东读书有一个习惯，爱在书上勾画、批注。书页的天头、地脚、边缝、中间都圈点、批注得密密麻麻。他对李达及其学生雷仲坚翻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3版研读了多遍，许多章节至少批注了四遍，共写了12000多字的批注。这是目前见到的毛泽东读书批注文字最多的一本。他对另一本由米丁主编的教科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也作了多遍研读，写了2600多字的批注。毛泽东的这些批注，有对原著扼要而精辟的概述，有简短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引申，更多的是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和阐述。这两本书是他在1936年到1937年7月之间读的，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较大，也为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光辉的哲学著作进行了直接准备。 在抗大讲授哲学和“两论”的出版 毛泽东经过认真准备后，1937年4月，应抗日军政大学邀请去给学员们讲授哲学，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共讲了100多个小时。 他对斯诺介绍当时的情况说：“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在延安有一段暂时安闲的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可以腾出时间来收集准备在抗大讲课用的基本哲学教学材料。在三个月的短期课程中，一些简单的基本教材，对于受训的青年学生来说，作为他们今后政治上的行动指南还是需要的。”斯诺写道：“在党的坚持要求下，毛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写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毛说，他大都在夜里写，白天睡。他花了几个星期写成的东西，讲课时几小时就讲完了。” 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稿子，由红军总政治部把提纲整理出来，经他本人同意，油印发给了学员。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早油印本封面注明的时间是“1937年9月印”，《实践论》是这个《讲授提纲》第二章“辩证唯物论”的最后一节。《矛盾论》是其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节。原标题为“矛盾统一法则”。整个讲稿虽然是比较简略的“提纲”，但这两节看来是根据纪录作了整理，已不再是“提纲”，而是完整的论文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当时单独油印过。毛泽东还将亲笔署名的油印本送过人。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59e8911b227916888486d7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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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