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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李亦园的人类学研究 一、生平与学术道路 李亦园（1931—），福建泉州人。1948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师从李宗侗、沈刚伯、劳干等历史学家，系统学习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西洋文化史”和“秦汉史”等历史学课程。1949年，由于政局变化，李济、芮逸夫、凌纯声、董作宾等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随国民党迁台，随后便在台大成立了考古人类学系。在修读了李济开设的“考古人类学导论”这一课程之后，李氏对人类学的兴趣油然而生，并在大二结束后转到考古人类学系学习。从此，李氏走上了人类学的学习和研宄之路。 在考古人类学系，李氏系统学习了人类学的理论知识，训练了自身的田野调查能力。1952年，在学习了李济的“人体测量入门”这一课程之后，李氏发表了《本校四十年度新生之体质》一文，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而其第一次田野调查则是在修读“田野考古学”课程时，在石漳如的带领下完成的。之后，李氏也多次跟随老师深入田野，进行调查。这都为以后李氏个人的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其一生的学术研究穷实了基础。 1953年6月，李亦园自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后便留在系内任助教。由于身患肺病不便外出调查，其便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和台大标本室里保存的标本进行平埔族研究。1955年，身体状况好转后，李亦园便立即跟随陈奇禄等人投入到对日月潭邵族的调查之中。此次调查的所有成果最后由李氏整理成《日月潭邵族调査报告》一书出版，其中收录了李氏的《邵族的经济生活》一文，在该文中李氏对邵族的经济生活做了详细地探讨。同年9月，李氏转入民族所工作，开始帮助凌纯声筹划建立民族学研宄所。民族学研宄所成立后，“以研宄高山族为首要目标”1，积极开展一系列的高山族田野调查研究。 除受到中国治学观念和方法的影响之外，李氏还受到了这一时期美国学术思潮的熏陶。1958年，李氏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当时，美国学界正盛行科际整合之风。当时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系系主任克罗孔教授也是倡导科际整合运动的主力。他的学术思想对李亦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台后，李氏便用科际整合的思想对研究所进行了全面“改革”。 1960年夏，李亦园取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后返回台湾。然而，这段求学经历，对李氏一生的研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经说到：“虽然在哈佛问学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年，对我此后的治学方向，却有深远的影响。„„归国之后，我所努力推展的方向，便是哈佛大学的那一种研究风气。”1李亦园所指的这种研究风气即是盛行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科际整合的思潮。这对其后期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宄范式的转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归台后，李氏开始反思台湾传统人类学的研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过去台湾人类学的研究仅注重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重建，而忽视了对社会文化变迁的考察；仅通过听取个别报导人的报导所收集的资料不够客观全面；研宄报告也只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简单描述而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2为避免上述缺点，1960-1962年李氏在主持对泰雅族的调查计划时，一改过去研究的套路，既注重对该族过去历史文化的重建工作，又对其现代生活进行广泛地调查研究。此次调查也是李氏第一次综合运用心理人类学等西方理论和方法而进行的一次研究工作，调查所得的资料最后由其整理成《南澳的泰雅人》一书。 在此之后，己对台湾高山族研究多年的李亦园开始思考将研究方向转移到汉族社会上来。1962年结束了泰雅族的研宄之后，他便于同年７月前往砂捞越，对当地的华侨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后由于经费不足，无法进行华侨社会调查，李氏只得把目光转移到台湾汉人乡村地区，最后在台湾伸港乡泉州盾进行调查研宄。自此，李氏的研宄方向便逐渐从研宄台湾高山族转移到研究汉人社会上来。 当然，这一学术转型并非一帆风顺。陈奇禄、黄应贵等人就对其提出了质疑与反对1。但李氏最终冲破了阻力，成功推动了人类学的转型。因此，可以说1965年是台湾人类学研究的一个转折点。李氏在《民族志学与社会人类学一一台湾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若干趋势》一文中，将1949-1942年视为台湾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高山族民族志调查时期。1965年之后台湾进入第二个阶段，即汉人社会研究的科际整合阶段。自此，台湾人类学研宄开启了新的篇章。 1967年，“汉人社会调查小组”在李亦园的号召下建成，并开始对台湾的汉人村落进行调查研究。与此同时，李氏也积极开展对海外华侨社会的研究。1966-1967年，李亦园到马来亚蔴坡镇进行调查研究，并写成一部名为《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宄》（1970）的调查报告。华人社会的研究可以说是对台湾汉人社会研究的扩展和延伸。总体来说，李亦园的这一调查行动，“开启了台湾学者研究海外汉人社会的先河。4 1969年，李亦园接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后，聘用心理学者杨国枢和社会学者吴聪贤等人，进而引进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促使民族所走上更加科学的发展道路。2而在理论的引介方面，李氏主要引进了美国的“文化和人格”理论，并将其运用到雅美族的研究当中，写成《Anito的社会功能：雅美族灵魂信仰的社会心理学研宄》一文。该报告最后也成为心理人类学的范文。 在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一系列台湾社会文化研宄之后，李氏发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不仅不容易解释异民族的文化现象，尤其在解释像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文化时，经常会有误差。而在研究方法上，西方的问卷和心理测验都带有西方文化的背景，套用在别的民族，特别是用在复杂的中国社会时，容易有误导的情形，并不很适用。”1因此，1980年12月，他便同杨国枢等人共同策划了一场以“社会及行为科学研宄的中国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和批判。会议邀请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十几个学科的学者参加，进行讨论。最后，会议研讨成果集成《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2198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又举行了以“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为名的第二次研讨会。此次会议也邀请了大陆学者参加，使其影响范围变得更加广泛。本次研讨会上所提交的论文被编成《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一书。但是让人意外的是，最终这场震惊台湾整个学术界的学术运动竟因政治势力的干涉而引发了“中国化”与“本土化”之争。而“一场以‘中国化’为目标的学术运动，最终被扭曲成为途释某种政治意图和建构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是非常值得惋惜和反思的！ .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5bec7ad1b90d6c85ed3ac6d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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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