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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与东亚合作：政策演进及发展趋势(一) 内容提要]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中等强国”的综合国力，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东亚合作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子。澳亚关系的发展历史表明，往往是澳要表现自己的独立性的时候，就能发挥出特有的作用；而在澳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的时候，就会被别人的影子所遮掩。如果澳大利亚能够明确自己的国家特性，彻底摆脱一味追随美国的形象，把自己作为亚太地区多样性中的一种而不是西方阵营的一员积极参与东亚合作进程，那么不仅澳亚关系可以更好地发展，澳也能够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东亚合作，澳大利亚，政策演进，发展趋势 尽管从理论上讲，东亚合作进程所体现的主要是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动，但是基于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东亚战略环境的特殊性，在我们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来分析东亚合作问题时，还必须对在地理上处于东亚区域之外的一些国家的政策倾向有所了解，因为正是这些所谓的非东亚因素从不同层面所发挥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合作进程。在这其中，虽然自1770年詹姆斯·库克船长在澳洲大陆升起第一面英国国旗开始，无论是欧洲人还是澳大利亚人都有意无意地把澳洲看作是欧洲的海外部分，但是这种欧洲历史渊源毕竟在客观上与澳大利亚所处的地理环境存在着巨大反差。实际上，由于和东亚地区在地理上的临近，澳大利亚不可能不与东亚国家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也必然会在东亚合作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政策倾向，并因此成为东亚合作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子。 澳大利亚与东亚关系的历史演变 基于独特的国家历史发展背景，“外交政策从来就不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主要先决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的安全是和英国的关系分不开的”，依附英国并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英国的保护之下成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所在。这一时期，“英国的意见在制定帝国的外交政策方面总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澳大利亚的利益和影响顶多不过是偶尔发生作用，而且也仅限于某些显然足以影响其国内政策的重要方面和场合的问题”。“上帝保佑女王，女王保佑澳大利亚”——更多的人愿意把自己视为自由独立的澳大利亚英国人，而“很少有人愿意卷入世界政治的旋涡，而且几乎没有人殚精竭虑地去评价澳大利亚安危所系的临时基础，或者去了解整个世界体系的性质。”可见，作为一个本质上主权“缺损”的国家，这时的澳大利亚还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更遑论一个完整的东亚政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其东亚政策演变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它“破坏了以前所能接受的澳大利亚安全的原则，揭开了亚洲的面纱”。二战中，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英伦三岛已自身难保，根本顾不上澳大利亚。以至于在1940年9月，澳大利亚终于打破英国的外交控制，相继向美国、日本和中国派出了外交代表，从而在对亚洲关系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这之后，伴随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澳大利亚的安全开始直接遭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现实威胁。在寻求新的庇护者的过程中，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方向性变化。以1941年12月27日工党总理约翰·柯廷的新年贺词为标志，澳大利亚开始将其结盟对象由英国转向了美国。在整个二战期间，澳大利亚将其自身的命运和亚洲的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同中国等亚洲国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敌，不仅为美国提供了可靠的太平洋后方基地，其军队也成为太平洋战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不但大大提高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而且也为其改善在亚洲国家心目中曾经格格不入的以英国血统自傲的西方国家形象，逐步协调与亚洲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与此相适应，二战期间澳大利亚“大学里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用在研究他们本国、亚洲和西太平洋的历史和制度上的时间，比以前大大增加了”。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那种决定亚洲和太平洋人民的态度的有关历史和社会力量的知识同关于西欧文化的知识同等重要”。这种情况表明，二战不仅促使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领域孕育起了独立自主意识，也使东亚地区在澳大利亚对外关系视野中的地位得以显著提升。二战后期，以赫伯特·伊瓦特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新一代外交家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开始奉行独立外交政策，并积极参与各类相关工作。而在战后初期，澳大利亚又对亚洲地区采取“协调睦邻政策”，同情和支持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参与对战后亚洲国家矛盾与冲突的调解(比如促成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开始致力于和东亚地区之间的经济融合，并于50年代初发起实施了旨在为南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援助的“科伦坡计划”。该计划以经济介入的方式把经济援助与亚太安全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过文化援助达到了澳亚之间消除隔阂、增进了解和改善相互关系的目的，客观上为澳大利亚面向亚洲政策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和文化基础。 但是，这一时期的澳亚关系明显受到了战后远东冷战格局的影响。当两大阵营在远东的对峙发展为军事对抗时，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追随美国“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将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在远东的冷战冲突中扮演了一个并不体面的角色。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澳大利亚将此事件视为“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入侵的一个证据”，并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一个响应联合国的号召向朝鲜派兵的国家。在这之后，澳大利亚于1951年9月和新西兰一起与美国签订了《澳新美安全条约》，正式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1954年9月，又同美、英、法等国共同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SEATO)。这两个条约，实质上构成了美国全球弧形军事联盟体系的两个重要环节，而为了适应美国的战略需要，澳大利亚于1955年派兵去马来西亚镇压暴动，1965年起又以“遏制北越的共产主义渗透”为借口参加了越南战争。这样，50—60年代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又走进了新的误区，它从二战中摆脱宗主国英国的控制转向追随美国在亚洲推行冷战争夺远东霸权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刚刚开始起步的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 澳大利亚被称为“骑在马背上的国家”和“坐在矿车上的国家”，而制造业则长期以来相对落后。这种特殊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它的经济发展必然严重依赖国际商品市场，并主要依靠输出农产品和矿产品维持其经济命脉。二战以前，澳大利亚出口总值的将近70%输往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国家，这一比重在50年代初仍高达40%。但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英联邦贸易特惠制”的取消和英国加入欧共体，澳大利亚农矿产品的出口贸易条件日渐恶化，传统的过度依赖型经济模式面临着重大危机，而寻求新的出口市场则成为澳大利亚经济贸易发展的当务之急。当此之时，以东亚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以贸易立国的澳大利亚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压力和吸引力，并被视为澳大利亚开拓出口市场的“潜在救星”。“因为亚洲的邻近、经济增长和特殊市场容易给澳提供经济生路”，亚洲尤其是东亚由此“不再被视为威胁，而成为机遇”。 以此为背景，大约从70年代初开始，澳大利亚逐渐将自己的外交重点转向亚太地区，其“面向亚洲”的政策也开始初具雏形。这种转向开始的标志是1972年爱德华·惠特拉姆工党政府上台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行动，即不仅在政治上改变了对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关系，而且在经济上也着力加强了与亚洲国家的联系。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分别与中国、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先后从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撤回了军队，进而导致《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于1977年被迫终止。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要员多次出访亚洲国家，并积极主动地与相关国家签订了多项经济贸易协定，澳亚关系开始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这一时期，“白澳政策”…的废除对于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在出任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惠特拉姆即宣布，“澳将成为不在军事上卷入亚洲事务和反对一切种族歧视的国家”，明确放弃了“白澳政策”。而在1973年，澳政府又颁布了新的移民法——《非歧视性移民政策》，公开声明其移民政策是“全球一致、无人种、肤色或国籍之歧视”。按照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的说法，“‘白澳政策’对澳大利亚带来的真正危害不仅仅体现在外国人如何看待澳大利亚这件事上，而且在于它使澳大利亚变得封闭，以自我为中心，并且缺乏一个恰当的亚洲政策”。如果说柯廷1942年的新年贺词是澳大利亚开始转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5ea5ac8bfbb069dc5022aaea998fcc22bdd1436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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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