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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西方哲学中思辨思维的一些思考 关于中国的传统哲学，大部分西方学者是并不承认其为“哲学”的，正如黑格尔在其《哲学史》里所说，“孔子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没有一点思辨哲学，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性的东西”。梯利也在其《西方哲学史》的序言里写道，“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已经产生真正的思想体系，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思辨可以说具有历史。许多民族没有超过神话阶段，甚至东方民族，如印度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理论，主要是神话和伦理学说，而不是纯粹的思想体系——这种体系同诗和信仰交织在一起。” 黑格尔的那段话里，何谓“特殊性的东西”？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不认为伦理或者现象学上的知识是属于“特殊性”的，他所说的“特殊性的东西”，一定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东西，也就是思辨性的东西。我个人认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东西，必须具有三个基本属性。首先是概括性，也就是有确定的内含和固定的外延，这需要定义上的精确性。就像柏拉图曾经把人定义为“两足无毛的动物”，当另一个存心使他难堪的哲学家在他的课堂上丢进一只拔光毛的鸡并大声嘲讽“这就是人”时，他那并不精确的定义便成为了一阵哄堂大笑。其次是逻辑性，一个体系必须要有严密的、自洽的逻辑性，这既是推导出概括性定义的条件，又是演绎归纳的基础。最后是规律性，也就是逻辑性的外部验证，一个完美的逻辑体系，必然经得起其规定条件下的各种情况的验证。有了这三个基本属性，便可以建构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这样一种具有“特殊性”的东西其实包含的是普遍性。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西方数学中，“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之和等于长边的平方”被称作“毕达哥拉斯定理”，毕达哥拉斯通过作图，计算等一系列的公式，推导出这个定理，并以此作为适用于所有直角三角形的黄金法则。而同样在中国的《九章算术》中，作了25张图来举例，再通过小方格来形象化地使读者知道“勾三股四弦五”。虽然两者都是对一个定理的肯定意见，但是明显毕达哥拉斯定理属于逻辑推理证明，而《九章算术》只属于特殊现象上的阐述，而这不能划分到精确科学的范畴，因为穷举法也只是现象上的无穷接近，而有时候一只黑天鹅就足以颠覆之前的所有推断。 在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中，都告诉我们，世界是唯物的。我们的教材里，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键点就在于何者第一性。个人认为，这样的解释比较肤浅，假如从时间这个一维的轴来看的话，物质第一性确实无可争辩，但这样解释未免太过于简单。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对事物把握的高度和深度，以及创造性的延展度来看的话，世界的本质应该是意识。 举个例子，我在黑板上画一个圆形，上面加一个柄，我问大家是什么，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苹果”，可是没人能上来啃一口，用它来填饱肚子。这只是一个图形而已，甚至我都没有加上任何色彩，但是大家对“苹果”这个事物的概念已经有了非常完整和高度概括性的把握，甚至这种概念是没法用语言文字清晰表达的！我们通过把握了这个“苹果”的概念，可以认识世界上所有的苹果，红富士、黄蕉、蛇果，摔碎的、咬过的，甚至是没见过的品种……这便是意识第一性的主导作用。而如果以物质为主导，就算把世界上所有的苹果都放到面前，还是得不出更高层次的东西。同理，在针灸学中，一直有“先有穴还是先有经”的争论，一方认为是人类在许多巧合之后（比如摔了一跤，撞到某个位置，反而治好了胃痛），发现各个穴位的治疗作用，再连接成经络；一方认为是古人在静坐冥想中感受到了经络的存在，再通过经络来确定上面各个节点，也就是穴位。这两种说法，我是赞成第二种的。 精神是本质，物质是现象，那么精神便是物质的升华，就以各种各样的杯子为例，世界上并没有生长出一个杯子，最多会有低洼地，树干里的积水而已，但是人认识到了这样一类事物的作用，便发明和各种材质和功用的杯子。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比较缺乏思辨思维这种气质的。在这里举东西方哲学里的两位思辨派的代表人物为例。一是被亚里士多德誉为“思辨主义开创者”的芝诺，这位爱利亚派的学者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一些奇思妙想，比如赫赫有名的“芝诺四悖论”，看起来是那么荒诞不经，但是却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体系保留在了西方哲学的殿堂中，而且他本人也被认为是一个高尚的智者，虽然他的那些理论在现实中基本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他的那种思辨主义的思想以及对现象之外事物的观察，却成为了西方哲学中熠熠生辉的典范。另一位是先秦诸子中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子，他的成名之作是那篇同时充满思辨主义色彩和诡辩色彩的《白马非马论》，在这篇文章里，他运用了剥离的技巧，把马的两种属性分割开来，明确而成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按说这两个人的思辨模式和哲学气质是类似的，但是两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芝诺的事迹毋庸赘述，公孙龙的学说和学派的下场却不那么乐观。在他之前的孔子其实早就定下了基调，“巧言令色者，鲜矣仁”，儒家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谈到他时也说他的那套理论“蔽于辞而不知实”，连一向高远阔达，超然物外的庄子，也对他的学说有所微辞，认为其“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这还没算完，一直到宋朝司马光执政期间，在他编纂《资治通鉴》时，还把邹衍不和公孙龙辩论这件事当做史料写了进去，他认为邹衍的做法是正确的，对公孙龙这种巧舌如簧的能言善辩者，就应该把他们晾在一边，让他们自生自灭，而不要去跟着他们的思路，去做一些毫无益处的辩论。最后，司马光对公孙龙评论道，“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敦，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作为当时的实际执政者，在给后世帝王治世的教科书中写入了这样的劝诫，这相当于在官方立场上从此宣判了名家学派的死刑。《中西文化比较》这本书认为，“名家在诸子百家中，最后只留下一丝痕迹，不像西方的哲学思辨派那样盛行下来，甚至成为了一种传统，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世俗伦理社会，对思辨不感冒。” 失去了名家的诸子百家，其主要功用都是实用性，只不过其服务对象不同而已。儒家要恢复礼乐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至孟子的“民贵君轻”，是为社会服务，试图规划出一个等级森严，运行有序的社会；墨家讲“尚同”“兼爱”，试图形成一个无差别的群体，这是为集体服务；道家讲“无为”“养生”“逍遥”，这明显是个人态度，所以道家基本上是为个人服务的；法家更不消说，明晃晃的“两面三刀”——“赏罚二柄”，“法术势”，是直接为统治者服务的。而唯一只为思想服务的名家，却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缺乏名家的中国哲学，或许在西方学者眼中，也就不可称为“哲学”了。 正如雅斯贝尔斯关于哲学“轴心时代”的描述，在哲学的轴心确定后，各个文化圈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都是围绕其转动的，及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我们中国的社会各个角落缺乏思辨思维的例子。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两大弊端就是精神惰性及创造力的下降，还有过于重视伦理学所导致的社会整体效率低下。比如在产权保护方面，我们一直走在世界的后列，这是一种民族性的精神鸦片，一个国家如果不靠创新，只靠抄袭创意，山寨产品，那么是永远不能成为一流国家的。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也常常遇到各种各样“人情”的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苦不堪言，我就曾经看到报纸上有过一个报道，一名刚刚毕业分配到某公司的大学生，因为承担不起部门里形形色色的“随礼”，无奈之下仅仅做了两个月就辞职。 反观西方世界，芝诺们以及他们的思辨哲学被保存了下来，并成为他们的一种传统，即使在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里，还有关于“上帝有没有肚脐眼”，“一根针上能站立多少个天使”这样的无聊又有趣的话题，但是等到有了文艺复兴或者工业革命这样的土壤时，他们的社会各方面便会有爆发式的大发展。 正如美国人的登月计划，在中国人看来或许是可笑的，没有意义的。人干吗不在地上好好待着，劳民伤财跑月球上去干吗？而大家也许不会知道，由登月带来的新发明，新进展，新应用就有五百多种！比如我们吃的方便面里的脱水蔬菜，最早是发明出来作为宇航员的太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5ef134f9b24e852458fb770bf78a6529647d35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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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