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景亭随笔——“四清”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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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九月,上海市委要求上海高校学生全员停课,参加“四清工作队”到郊区去“搞四清” 所谓“四清”,指的是:清查各级领导干部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各领域中的工作状况。

我们班被安排到上海郊区青浦县供销社,工作队组长以上的领导是由上级从其他单位调派来的。这个供销社的日常工作是负责商品的收购和销售,对象包括百货商店、饭店、采购站、收购站(农、林、牧、副、渔等各行各业)。那时的单位没有私营,全是国营或集体。 我随队被分派到饭店。包饺子、包混沌的本事就是那时候炼成的。

本来说是清查有问题的领导干部,可是每个干部都要停职做“四清”检查。过了关的,叫做“下楼”了;可以回去工作的,叫做“结合”了。有夫妻两人,男人是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女人是这个供销社的主任。这位党委书记好像问题比较大,天天做检查,弄了几个月也没有下来“楼”而这位供销社主任,别看她长的、得五大三粗,人高马大,倒是苦大仇深,由孤儿长大,从小就参加了革命。按理她应该革命意志最坚决,不知怎么也被资产阶级腐蚀拉拢了过去。据说,她近几年生活作风腐化堕落了不说,还有贪污受贿行为。讲排场,讲享受,吃、穿、用向资产阶级学习,家里居住阔绰,还有保姆带孩子。这哪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经过工作队的帮助、教育、启发,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经过一个多月彻底的检查交代,她很快地下了“楼”,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被“结合”了。在批斗她的大会上,她痛哭流涕,还用血书表达了悔改决心。她回忆了自己的成长历程,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忘了“本”她的态度和检查被列为全公社的样板,还特别让她的书记老公作对比,以激发他的革命热情,鼓励他彻底交代,争取早日重新做人。其实,她这一级别的批斗会我们没资格参加,所以并不是真正了解她的情况,只是有一次在街上看到她的三个孩子,二女一男,衣着破旧,浑身脏兮兮的,和周围别的小孩没有什么两样。大的女孩十一、二岁,背上背着她的弟弟,追着妈妈要钱,给弟弟买糖吃。那弟弟有二、三岁,哭得满脸鼻涕眼泪,在姐姐背上乱翻滚。姐姐哄不住,眼看就要从背上掉下来了。而那位妈妈,犹豫片刻,呵斥了他们几句,丢给他们五分钱,头也没回地走了!那时的五分钱可买五块水果硬糖块。感觉好像她并没有被资产阶级化到哪儿去了似的!

我们负责的清查的对象是基层组长之类的干部。采购站里的王采购员是上级选定的重点,他出身不好,人也长得畏畏缩缩,五十来岁,个子不高,又黑又搜,一嘴大黄牙,又抽烟,又喝酒,一看就不像个好人。那时侯,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他的家庭和他本人都被称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是被革命的首选对象。这位王采购员的父亲做过镇上的小商小贩,算作小业主,和资本家、地主同类,所以是黑五类了。他负责了十几年的稻草收购,别的不说,仅在上海每年三个月的出差中,就算出他贪污了近300元。那时候,一般人的月工资30元左右,300元是个不小的数目。 上级把王采购员的基本材料交代下来,我们一下子感到责任重大。在这么小的一个镇上,竟然有这么重大的贪污犯,可见我们的干部蜕化变质的多么严重,不搞“四清”怎么得了?国家不是要被他们搞变质了吗?于是,大家摩拳擦掌,一定要把这个大贪污犯揪出来。 我们连夜制定了“作战”计划,天一亮就开始了内查外调。

江南的农村种的是水田,纵横交错的是小河,交通工具是小船。我们没有船,出门只好用走的。那儿的路就是田埂,30公分左右的田埂上走路,还要有一定的速度,是有点难度。但是,心里有一个革命目标,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大家在组长的带领下,互相鼓励着,互相搀扶着,起早贪黑,不辞辛苦。有的同学滚到了稻田里,别的同学就帮忙把他拉起来。男同学伙食不够,女同学就主动让出一些。晚上还要汇总材料,书写成报告,第二天一早交给


上级。那些天,我们经常要工作到十点,有时会熬夜到下一点。

被调查的人首先是他家里人,如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等七大姑八大姨,然后是熟悉他的同事和朋友。他家里人,个个都表现得唯唯诺诺,表态一定好好交代,坚决与他划清界限,但一说到具体问题,就什么也不说了,弄得我们束手无策。调查了好几天,也没有弄到点像样的事实。几经请示,让我们调查他的同事和朋友。他的同事和朋友们,一听说他犯了事,没有一个主动靠拢组织的,找到谁,都说与他没有来往,甚至有的说不认识他。可见他们的革命觉悟有多么低!新中国成立了十几年了,我们伟大的党天天给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思想教育这些人怎么还是这么不关心国家的生死存亡呢?那些“黑五类”是他们本质反动,可那些“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及其子女)呢?“红五类”可是我们革命事业的中坚啊!他们为什么也对运动如此被动,甚至有些抵触?回想当年我们斗“反动学生”的时候,不是一发动就起来了吗?这里的群众也太落后了,可以说有些顽固。怎么办呢!请示,一步一请示准没错,这是学校老师特别交待过的。我们的组长缠着中队长讨主意,中队长被缠烦了,允许我们晚上去吃碗馄饨补补脑子开开窍。馄饨是吃了(自然各付各的帐),可是,办法仍然没有。就为了这一碗混沌,中队长挨了一顿狠批,说是违反了工作队的纪律,差点没被撤了职,最后写了一份厚厚的检查才过了关。 郑立丽有点鬼精灵,她听说百货店四不清经理有男女作风问题,联想到我们的王采购员,不是说四不清干部大都有男女作风问题吗?能不能作为一个突破口?大家一商议,觉得是个办法。但是,怎么突破呢?那时我们大学生对这种问题都羞于出口,为了革命,啥困难都得克服。于是,小组长做出了决定:两人一组,分批对王采购员的同事和朋友进行各访。努力了好几天,还真不错,郑立丽有了点眉目:有一个小青年透露出王采购员有一个暧昧关系。 是谁?

一个卖冰棍的寡妇老婆!

我们急着去看人证,发现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四十多岁的女人。 就是她?怎么会呢!

她的丈夫是渔民,早年生肺结胲死了。她和她十二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家里的穷苦不可想象。我们晚上七点多到她家里去,她正和她的儿子吃晚饭:白米饭、一小碟咸菜。

房子很小,平房,有六、七个平方,除了一个用砖头和木板搭建的床,再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家里堆满了破破烂烂,做饭的小煤球炉放在门外边。孩子长得面黄肌瘦,而这位妈妈,更显得穷困潦倒,衣服层层叠叠全是补丁。

就这样的母子,如何开口问她的男女作风问题!站在他们母子面前,我们哑口无言。 回去的路上,想起他们竟然如此的可怜,我们不由得泪流满面!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十五、六年,像这样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同胞还有多少?党号召我们去解救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他们会是如何的状况! 不,还是不要乱说! 没有其他的进展,只好按照中队长的指点,用推理的方法,计算出王采购员的贪污数额。当时他在上海每天从住处到工作地来回需要坐三毛钱的车,他就想了个办法,用走的,再捡别人丢的车票抵账报销。十年的三个月,算下来也有300元。这300元算不算是贪污,我一直没弄明白,可是组长说:先报上凑个数,不然完不成任务。还有,王采购员负责过几年鱼的收购。他喜欢吃鲫鱼,但是这地方鲫鱼很少很少,几船鱼也没有几条。渔民来交鱼,只要有,他就会无偿霸有,带回家去美滋滋地喝小酒。鲫鱼按两毛一斤,几年算下来,也有个几百元。真是七凑八凑,弄出个近千元,算出个“大老虎”。把材料交上去,总算完成了任务。 后来党中央又有了新的指令,一九六六年九月,搞四清的上海大专院校师生全体各自撤回原校。 回校后,我们已到了毕业的年限,所以大家都渴望着毕业分配,也好有个安身立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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