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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发展与妇女 西方女性主义的社会学是60年代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学术成果之一。一些女性主义社会学家重新审视许多对西方社会的基本假定，对社会机制与个人的复杂关系提出质疑，在社会学领域开始了妇女与性别的研究。 中国80年代中期一些知识分子敏锐地注意到女性主义的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视角，开始介绍、研究西方女性主义的学术成果，倡导在中国的妇女研究。随着中外交流合作的扩大，国际组织和发展机构对中国发展项目的支持越来越多，这些项目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在项目计划和实施方法中渗透的女性主义的思想和原则，这些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参与项目的各级中方人员。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她的意义不仅在动员了巨大人力参与并导致对妇女问题和研究的空前热情，更重要的是将女性主义的主要概念如“社会性别”纳入国家视野。 与此同时，另一个不可忽略的起点是：改革中出现了许多妇女问题，如80年代出现、90年代愈演愈烈的城市女工下岗，农村女性的土地权，拐卖妇女，卖淫女陡然增加，女童失学等，对于传统体制来说，是多年未曾遇到的问题。妇女组织开始加大调查和研究的力度。但早已习惯沿用的传统的妇女解放理论已经缺乏解释力，比如传统理论简单地将妇女就业与妇女解放挂钩，很难解释为什么促进发展为目标的改革却抛出妇女就业难的问题；而且仅仅就工作与否研究就业问题，也不能解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工，以及社会的性别分工对妇女就业层次的影响等问题；而与此同时出现了似乎相反的主张，即妇女应大量从劳动力市场退回家庭，传统的性别分工是现实且理性的。其实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即是都过于注重经济的维度，忽略了社会性别的意义。 “社会性别”的概念，近一两年在中国妇女研究界特别盛行。有人认为，它是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它强调性别关系是一种社会构成，是表达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 但是在“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价值体系长期占主导地位，“个人本位”不被鼓励反受批评的中国，性别间的权力关系是否是妇女的核心问题？又比如，对于仍然处在生存线的普通妇女来说，是否有比社会性别更紧迫的问题和关注点？对社会性别的单纯强调，是否可能将仍困扰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引向性别之争的陷阱？有研究者指出，在面对具体对象时，社会性别的分析范畴应与其他的分析范畴同时使用，否则会推导出荒谬的结论。 无论怎样划分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事实是，女性主义与在中国有几十年传统的妇女解放理论是并存的，都在对现实发生着作用，并且两者之间也在相互影响。最近，研究者许平提出“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和“本土的女性主义”的概念，说的是不仅仅只有将西方女性主义的分析框架用于中国实践（即“本土化”）一种可能，同时还有形成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的另一种可能。（许平：“一个中国男人土生土长的女性主义观点”）由于涉及男性的女性主义思想，她的观点引起颇多争议。但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极有意义的，意义不在她涉及的那位男性的观点是否正确，而在于她指出一个存在于、而且正在作用于妇女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的“本土性资源”。其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着中国妇女的生活的？正是研究者应当剖析和借鉴，而不是简单地评价的。 换句话说，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本质上就是“中国研究”的一部分。因为任何概念工具的出现都与其所在社会的逻辑分不开。比如关于工业化与妇女的关系，一般认为，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是以剥削女性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始积累的，它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男性工人对女工的排斥；同时，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是公私领域的分离和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西方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崛起，正是发现个人权利中并不包括女性，所谓“平等”的理念实际上掩盖了性别间的不平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西方女性主义看起来是对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全面审视和颠覆，但是并没有脱离其基本的哲学理念。 但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和进程与西方早期情况相去甚远。妇女在其中的位置也是另外的情况。就1949年以后的工业化与妇女关系来说，可以分做三种类型。第一种是50年代开始的国家工业化，由于其“内部积累”的模式将农村排除在外，但城市工业的扩张又需要劳动力，加上当时的社会主义“平等”的意识形态，城市妇女被大量吸纳进工业组织，但不是作为廉价劳动力。国家工业化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公私领域的分离，相反在单位制的组织形态下二者相互渗透，这造成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独特个性。安德鲁·沃德（Andrew.Walder）从企业与工人关系， 揭示了工人对企业的“制度化依赖”。中国女学者平萍通过调查女工的生活经验，指出，沃德的研究模式是“不见性别”的，女工的依赖结构与男工全面地依赖企业不同，是双向的，既依赖企业，又依赖亲属。这与企业的性别策略相关，同时也是女工自己的建构。（平萍：“国有企业的性别策略与女工的企业依赖”） 第二种特指改革后农村的工业化。由于长期被排除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之外，农民早已成为同质的边缘群体，个人发展工业不仅资源不足，也不为当时的体制所允许。因此出现颇具中国特色的“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这类企业的社区倾向及以血地缘关系为特色的社区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妇女的就业是有保护作用的。而女性的就业之所以不与男性冲突，原因之一是农村的“户平等”哲学。这种哲学认为男女都是分属于每一户的，所以户的平等也就是男女的平等。但是这种“户平等”并不排除户内的性别等级制。（笑冬：“一个基本的看法：妇女与农村工业化”） 金一虹的同类研究也揭示出，当进入工厂、实现“非农”转移仍属稀缺资源时，社区采取了按户分配名额的做法。而家庭利益分配的原则，当地人只承认有一个，即“先长后幼”。但是调查却发现，实际的分配是先男后女，先长后幼，先内后外。其中某种“潜原则”，就是根据与父系制的亲缘疏密来区分。（金一虹：“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 工业化与妇女关系的第三种类型出现在改革后的沿海外资企业中。由于外资所在地的发展程度不同及企业类型不同，在这类企业女工的待遇差别很大。但是它们的一致之处在于，大量使用本地之外的年轻女性，因为她们是“廉价劳动力中的廉价劳动力”，这是资本的特性使然。由此在那些尚处原始积累阶段的工厂中，就出现了类似早期资本主义的“血汗工资制”和“青春压榨”，其背后的逻辑是，女性只是在婚前工作，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她们精力最充沛的阶段：女性不担负养家的主要责任，所以她们能接受低工资。外来资本与外来劳动力的这种结合方式，典型地显现了全球化经济的特点，原来在主权国家内政府、劳方和资方的“三方结构”受到威胁，优势明显向资本一方倾斜，这是世界劳工领域普遍遇到的难题。（谭深：“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与外资企业及当地社会的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外出打工对农村女性的社会性别意义是什么？因为对农民工来说，没有太多的机会在城市或务工地形成新的劳工阶级，理论上他们还会回到在农村的家乡。如果说外出使女性从原来依附于特定的男性，没有或缺乏自己的主体身份中暂时解脱出来，获得新的“身份感”和某种发展的可能性的话，回归又意味着什么？其次，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中漂泊，她们的心理定位和归属感是什么？大量研究显示，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双重的身份之间转换所带来的心理冲突更严重，这是由于，一旦进入传统婚姻，她们外出所获得的独立性和提高了的期望值多半要落空。（参见潘毅：“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魔和叛离”，及谭深、冯小双等的研究） 以上以妇女与工业化关系的研究为例，论述了在妇女／性别研究的领域，部分研究者“中国化”的努力。这种研究力图在把握本土特质前提下，与世界同类研究对话。^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61143823dd36a32d737581a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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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