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作伴好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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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作伴好还乡

1933年,结束一场无望的单相思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费孝通一头扎进书海。秋季开学后,他考入了清华研究院,学习人类学,这是冷门,学生只有他一人,“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关注是骷髅”。

在一次聚会上,费孝通结识了高鼻深目、古典气质的王同惠,她比他低两届。一个受革命思想影响,有着学术救国的雄心壮志;一个肯用思想,对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相识后,他们常常就人口问题展开辩论,被学问这条看不见的线牵着,两个书呆子的交流越来越多。圣诞节时,他送给她一本新出版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书,目的是为几天前的一场争论找到依据,以此说服她。尽管只是淳朴的同学关系,但他喜欢那种为了学问各执己见、旗鼓相当的感觉。至于其他,并未多想。

孰料,一本书打动了王同惠,她发现了他的不平常。那时,费孝通刚刚翻译完《社会变迁》,译稿尚未出版,王同惠近水楼台,要求先睹为快。费孝通建议她借来英文原本,边阅边校,将来可以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恰好此时,王同惠也在翻译许让的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她主张“对等原则”,让法文刚刚入门的他对照原文,边学边抄,算作他们的另一个合译本。

在这互相促进中,爱情枝叶悄然生长。每逢假日,不是他骑车到未名湖畔找她相叙,就是她去他在清华的实验室谈笑。大雪天,他站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等她,心被温暖和幸福包裹,丝毫不觉寒冷,学校附近的圆明园、颐和园也留下了他们漫步倾谈的身影。 “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那段时间,也成为他一生中“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两年后,费孝通得到了一个去大瑶山考察的机会。得知这个消息,王同惠格外兴奋,申请一同前往。她有个愿望,希望他们能写一本关于社会学的书,去大瑶山作调研,无疑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好机会。可是,以同学身份同行,难免引起非议,爱情已水到渠成,他们不约而同想到结婚。19358月,费孝通与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由志同道合的同学,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

蜜月里,新婚二人踏上了去广西大瑶山的路。考察困难重重,人类学调查需要对人群进行体质检查,因为当地人的排斥,工作难以展开。王同惠的女性身份和语言天才成为便利,她耐心地解释,主动帮村民干活,很快获得瑶民的信任和好感。奔走在村落间,他们与瑶民同吃同住,“夜卧土屋,日吃淡饭”,他们手挽手肩并肩的身影,让遥远空寂的大瑶山,温馨又生动。他们更是有了爱的结晶,他想让她先回北平休养,但她坚持说:“我要和你在一起。”

19351216日,两人在向导和挑夫的带领下,向另一个村落转移,山路陡峭,怀有身孕的她已累得气喘吁吁,他扶着她坐在石头上歇息,不料起身时,茫茫竹林中,已不


见了向导和挑夫的影子。摸索前行中,天渐渐黑下来,看到前面有一处似房屋的建筑时,他立刻上前推门,孰料,石头木块轰然压下,他误入了瑶族猎户为捕兽设的陷阱。他身受重伤,她奋力搬开他身上的巨石,把他移到安全地带,救夫心切,她决定一个人去寻求援助。临别时,她安慰他:“我们是生死夫妻。”果然心诚则灵,第二天上午,一位放牛的瑶族妇女发现了他,他得救了。可是,她却音信全无。瑶民派出村里所有的青壮年搜寻,7天后,终于在一处悬崖下的山涧边,找到了她的遗体。那里,距离他们迷路的竹林足足

6个小时路程,细心的瑶民发现,在野藤横生的荒岭,有一条她用身体拖爬而成的“路”。 爱情成为绝唱,24岁的她魂归大瑶山。拖着重伤之躯,他将她安葬在梧州白鹤山,并亲笔撰写了碑文:“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妻竟怀爱而终,伤哉!”短短200字,诉尽离殇。她去世那天,他们结婚仅仅108天。“同惠在天之灵,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伤情好转后,费孝通开始整理他们在考察中搜集的资料,和着血泪和思念撰写《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这本书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瑶族的族源、语言、民俗等,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新领域。书出版时,署名王同惠,她的名字永远镌刻在社会学的历史丰碑上。他说:“她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去世,我就对等地为我们的共同理想而生,这种信念也成了我一生事业的动力。”在触不可及的彼岸,她依然盛开,依然在引领他。

1936年秋天,费孝通赴英国留学,两年后学成归国。不久,他撰写的《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学界为之轰动,此书被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书的扉页,他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尽管战争使得生活动荡,学术道路坎坷,但他从未想过离开祖国,因为这里,是他的情感所系。

为了照顾他的生活,1939年,在大哥介绍下,在印尼当过老师的孟吟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一年后,女儿出生,为了纪念王同惠,他给孩子取名费宗惠,乳名“小惠”。其后几十年,身处乱世,惊涛骇浪,直到1979年,终于迎来“第二次学术生命”。被通知搬家前,整理书架上的旧书时,一沓发黄的稿纸惊现眼前,那正是40多年前,他和王同惠共同翻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没有惊喜,只觉悲从中来,看着上面王同惠的笔迹,一时之间,疑在梦中。手抚这一沓纸页黄脆的稿子,耳边又响起当年王同惠的声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呢?”“为同惠圆梦是我的责任。”1997年,王同惠離62年后,这本译著终于付梓,在万字长序《青春作伴好还乡》中,他回顾了他们的相识相爱,即使天人永隔半个多世纪,学问这条线仍旧牵着彼此,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瑶山有他们的青春芳华,不顾年迈,费孝通5上瑶山祭奠亡妻。“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曾经深爱,永远刻骨铭心,此时回首,长久的一生,也只是短暂一瞬。

20054月,费孝通去世,临终遗愿是,把他的部分骨灰与王同惠合葬。这一次,他们再不分开。 (编辑/张金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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