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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楚文》补论 《诅楚文》是战国时期秦国声讨楚王熊相,并祈求神灵保佑秦国战胜楚师的刻石文字。共有三篇,内容相同,惟所祭神名有异,分别为《祀大沈厥湫文》、《祀巫咸神文》与《祀亚驼文》。 《诅楚文》出土日久,研究成果亦丰。然其中尚有未能尽解之问题,故作此文以为补苴。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近几年主要研究成果述评。 张翀先生通过对《诅楚文》版本问题的研究,指出《诅楚文》为真,但《金石索》本更接近《诅楚文》原貌。有关“三神”及其地望,史党社、田静及吕静等先生研究认为巫咸神是随着商人势力的扩大和文化交流而逐渐被神化的,而裘锡圭与雍际春二位先生则研究认为亚驼神地望当在今甘肃正宁县境内。 对于《诅楚文》与《吕相绝秦书》存在相似语句的问题,孙作云先生认为这正反映了那一时代的语言特点,史党社与田静二位先生认为盟诅有一定的礼节与格式,且由专职人员起草,故而相似的文句与口气未必是抄袭。第二章,《诅楚文》史实背景考述。 战国时代诸侯混争,尤以秦、楚两国势均力敌,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商於之地的得与失成为决定双方成败的关键所在。 秦因抢占商於之地而致楚三分,怀王因急于收复商於之地而使秦离间之计轻易得逞。怀王怒而伐秦,再失汉中之地,情势于楚更加不利。 当此情势下,怀王发动全国兵力与秦作殊死一搏,并进逼至秦都附近。秦人恐慌之下,作《诅楚文》以求神祐。 第三章,《诅楚文》释读札记,主要对三个问题作了补充考释。有关“又秦”,其中“又”通“有”,在“有秦”这一结构中作衬音助词,有音无义。 其主要起着凑词足句的作用,且以“有”字凑成一个节拍,亦可使文章音韵协调,易读易记,这是由汉语词的复音化规律所决定的。有关“邵馨布憿”,“邵”通“诏”；“馨”即大鼓；“憨”即“憿”,通作“檄”。 “布檄”常作“传檄”或“移檄”。“邵鼛布憿”即诏告击鼛鼓并传布檄文以昭示天下,以示师出有名。 此与《吴越春秋》“鸣钟惊檄”用例相同。有关“述(遂)”与“逑”,由《诅楚文》文义而论,“取”前一字当以《绛帖》及《金石索》本之“逑”为正,而《中吴刊本》之“述(遂)”当为“逑”字之误。 第四章,《诅楚文》“熊相”再探。出土简帛材料中,楚先公“熊霜”即写作“熊相”。 但熊霜处于西周晚期宣王时期,与秦仲年代相当。且其时秦、楚各偏处一隅,尚未形成对峙争雄之势。 因《诅楚文》系秦国所作,故“十八世”之计算宜以秦为本位,由秦穆公“十八世”正至惠文王,其时正当楚怀王时期。又由战国时期的形势而论,楚怀王与秦惠文王时方始屡相攻伐,丹阳与蓝田二次战役,更是对双方最终的成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诅楚文》即作于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秦楚蓝田战役之前,而其所诅者正为楚怀王。文献中楚怀王名作“熊槐”者,当系“熊相”之讹误。 第五章,《诅楚文》“箸者石章”考辨。“箸”具“书”义,“章”即“璋”,标明《诅楚文》的形制。 而由《诅楚文》书写载体为石质璋类物,可知苏轼所见之“碑”当非原石,《巫咸》原石或于唐时即已出土,而宋人复刻于碑。《亚驼》石出土情况不明,由其神在甘肃境内一节,知宋时出于“洛”者或亦非最初出土之原石。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627bb680974bcf84b9d528ea81c758f5f61f299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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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