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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朝代 对《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的研究大体有三次高潮，第一次在梁代，萧统、刘勰等人都倾向于其为两汉之作。第二次在20世纪20至40年代，以梁启超为代表，倾向于东汉末年说。第三次是在20世纪80至90年代，马茂元等学者也持“东汉末年说”。而张启成等对以前的讨论重新审视，持“两汉说”。也有学者如木端持“建安曹魏”说。总之，学者们对这一问题都有自己的理论，并做了较为详实的论证。 一：东汉末年说。 这就是近代最通行的一种学说。由梁启超明确提出， 经袁行霈等积极支持，由教科书订为官方观点被广为拒绝接受。抱持此说道的学者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了论证。 首先，从十九首中可确定其年代的诗句及个别涉及当时文化背景的诗句进行考证。唐99李善《文选注》中推测《十九首》中有作于东汉的，“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词兼东都， 非尽是乘，明矣。”唐99皎然《诗式》说：“《十九首》辞精义炳， 婉而成章， 始见作用之功， 盖东汉之文体。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 蔡邕所作。以此而论， 为汉明矣。”认为十九首都是东汉之作。近代梁启超、马茂元等都持此观点。另外 “盈盈楼上女”以及 “馨香盈怀袖”中的“盈”字犯西汉惠帝讳的问题，梁启超认为汉代避讳极严，惟东汉对西汉诸皇帝不避讳。所以，这两首诗一定不出于西汉而应出于东汉。避讳制度在封建社会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此说法应较为可信。梁氏还认为十九首虽不是一人所作， 但却应是一个时代的，断不会西汉初有几首东汉末又有几首。因十九首诗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 的确是一个时代诗风之表现。再综合上文，它们应当是东汉作品。 其次，从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梁氏指出诗中苦闷思想浓郁，就是现世享乐主义的Acura。他指出在将乱未乱的社会背景下，苦闷哲学可以产生，而东汉末年的社会状况正是这样的。所以十九首应当就是东汉末年之作。 二：两汉说。 古代学者大都证实为两汉之作。刘勰《文心雕龙》说道：“古诗佳丽，或表示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发推，两汉之作乎？”由此可知，刘勰抱持两汉说道。近代张如倩等也指出如此。他们指出在西汉尚无了文人五、七言诗，驳斥首方“东汉说道”学者指出“文人五言诗就是东汉才有的”观点，并举例论证。《行行Behren行》中“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据李善备注指出此句自身利益《韩诗外传》“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而后者的作者为西汉文帝时人，可以证明西汉初年即为存有文人五言诗。他们还驳斥了“东汉说道”学者以班固《咏史》“木质并无文”而指出此为五言诗开端的观点。赵敏俐就指出“质木并无文”，就是对班固诗风的评价，并不牵涉五言诗与否甜的问题。而且据《诗品序》“一品之中， Selli世代为先后， 以好坏为诠次”的.原则，其把古诗放到李陵之前， 就证明钟嵘绝对没文人五言诗至班固时代尚不明朗的观点。接着他又指出《咏史》从用韵、内容、体裁方面看看实际已很娴熟，它之所以“质木并无文”跟班固激进的观念有关。因此，她尊重两汉说道。 此外，张茹倩等学者又从诗的内容上反驳了东汉末年说。他们经统计发现十九首的主题以伤别为主， 宣扬行乐及时的仅两首《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而伤别是古代诗歌的传统主题，仅根据诗中伤别的思想，很难反映出特定的社会风貌，因此不能把《十九首》全部列于东汉后期。他们认为十九首诗中的思想是自汉初时就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 三：建安曹魏说道。 《诗品》指出：“《去者日已疏》45 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罗根泽认为《十九首》其著作年代，远者不出东汉之末， 近者或在魏晋六代。现代木斋重提并力主“建安说”。他依据魏明帝景初两年间历法用“丑正”，认为十九首产生在公元-年之间，这样至少十九首所涉及的地点和历法两大问题都可得到解决。又将十九首与建安时五言诗的主题相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点。十九首中契阔别离、游宴出游、及时行乐等主题，从文人五言诗的体制来说，大多是建安以来的产物，在两汉五言诗中是罕见的。又对诗中“洛阳”问题进行探讨，认为曹丕在称帝后也一直是以洛阳为都的。因此，单以“洛阳”字眼不能说明十九首就一定产生于汉代。这些观点颠覆了梁启超以来的主流观点。 总之，对十九首的年代仍存有争议，须要并作进一步的不懈努力。我指出关键在于确认一些参照物的真假、年代，例如“苏李”诗的真假，班固《咏史》与否为五言诗的开端等，把这些问题若能够清楚地考据出，那么十九首的确认年代就指日可待了。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657392864a649b6648d7c1c708a1284ac950051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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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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