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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抑或“土生化”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百年回眸 作者：暂无 来源：《社会与公益》 2018年第6期 引子 “社工学人茶座”专栏本期讨论的主题是“社会工作本土化”。哈曼老师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做了梳理，在新时代中提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么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同任何舶来学科一样，自从社会工作自引入中国起，就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西方专业价值观和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区别，以及国人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的差异，带来了本土化的“阵痛”。“如何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成为了当下我们必然要讨论的问题。早在社会工作引入之前，中国就已存在本土性的助人活动。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改造的“阵痛”也正是处于着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助人活动的互动之中。回眸中国社会工作的百年历史，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一百年中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本土助人活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新时代之中，我们下一步的走向又应如何？下文中，笔者尝试基于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的关系来上回答“如何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问题。 一、“本土化”与“土生化”的提出 本土化( Indigenization)是一个很多学科都在讨论和应用的概念。其主要反映的是一种外来之物进入另一社会文化区域并适应后者的要求而得到生存和发展的过程。1971年联合国第五次社会工作训练的国际性调查中，为质疑欧关社会工作理论应用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适切性，首次将本土化的概念应用于社会工作领域。自此，社会工作本土化成为了备受学界关注的议题。具体而言，社会工作本土化是指外来的、国际的、先进的社会工作经验，进入社会工作后发国家或地区用以指导、改造其本土社会工作（本土助人活动）的过程（王思斌，2001）。或言之，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一个外在社会工作先进经验移入，并适应本土文化的过程。但在移植过程中的“专业本位”倾向，往往会带来“水土不服”的“绞溢”现象（卫小将等，2008）。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了社会工作“土生化”（Authentization）的概念。“土生化”是一种本土化的高级阶段，即本土性助人工作融合了专业社会工作的理念、模式和技巧发展而来的一种本土的社会工作模式，是一种以本土的价值理念、知识技巧和受众需求为中心的社会工作（卫小将，2014）。相较二者，社会工作本土化主要强调的是西方社会工作对所进入的社会文化区域的适应性变迁，是一种以西方社会工作为中心，倡导西方经验与本土现实相契合的社会工作模式；而社会工作土生化则是以本土社会工作为中心，强调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基于本土经验总结提炼而成的社会工作模式。简言之，社会工作本土化与土生化的区别在于关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和本土助人经验侧重的不同。本土化更强调前者对后者的适应，它意味着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模式产生和发展的驱动力来源于外部；而土生化更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回应，它意味着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模式产生和发展的驱动力来源于内部。 二、社会工作“本土化”与“土生化”的百年交织 社会工作引入中国已有百年之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作为舶来品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中国本土的实际助人经验一直交织在一起。从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到当下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体用逻辑”，都无可避免地承载着“本土化”与“土生化”的互动。早在民国初期社会工作就已经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了中国。1917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创建了著名的“沪东公社”，开设了社会病理学等社会工作相关课程，开启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之路。但当时的社会工作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活动，都主要是由传教士和西方学者通过教会大学来开展。加之，民国时期国民对西方文化的自觉抵触。故而，引入之初社会工作本土化推进相对较难，社工领域近乎处于一个纯西方化的阶段。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 “收回教育权运动”开始兴起，教会大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留学生取代了传教士在教会大学中的主导地位，自此开始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历程(刘振，2013)。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凭借着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特有的文化底蕴以及宽阔的国际视野，成为了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与“土生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留学生不断“有所取舍”地将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研究成果和专业实践引入中国，使其适应中国的本土文化（本土化）；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留学生深谙中外社会环境的明显差异，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中国本土助人经验中总结提炼社会工作经验，形成了“乡村建设运动”等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实践活动（土生化）。但遗憾的是，建国之后，在1952年的学科调整之中，作为应用社会学的社会工作遭到了被取消的命运，随即民政工作也取代了作为一种职业的社会工作。 经过了36年的“断裂”，1987年“马甸会议”之后，社会工作在中国得到了恢复与重建。1987年9月12日-14日，民政部召开了著名的“马甸会议”，论证中国开展社会作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此次会议重新确认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标志着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的重新起步。与民国时期相似，“马句会议”之后，中国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也是从引进西方乃至港台的社会工作教育与实务模式开始的。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工作的长期断裂和恢复之初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缺失，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工作从教材的编写、课程的设计，到理论知识应用都是直接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观点，甚至不乏高校聘请香港和国外的教师来华任教。可以说，在恢复初期社会工作又进入了一个近乎纯西方化的阶段。这种状态直到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才逐渐得到改变。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之后，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开始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在社会工作实务的探索之中，社会工作又重新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这一时期，社会工作实践领域，明显地存在着舶来的专业社会工作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两种服务，这原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却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走到一起。对此，有学者提出了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王思斌，2011）。所谓嵌入性发展是一个舶来的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到现有的公共服务框架和文化网络之中开展社会服务，并获得发展的过程。这么一种嵌入性发展，亦可以看做是一个作为舶来品的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也有学者对社会工作是“舶来品”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西方社会工作被引入之前，中国社会中就已经存在社会工作的相关理念，新中国成立后民政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类似于社会工作助人服务的功能（张昱，2012）。进而，提出了本土社会工作转型，将社会工作的发展视为一种社会福利制度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而产生的内在转型，新建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只是对这些转型的补充和完善。这么一种原有的本土社会工作基于现代化需要的转型，可以看做是社会工作的“土生化”过程。 三、从“连接”到“自觉”：走向社会工作的“中国化” 纵观社会工作的百年历程，不难看出，作为一种舶来品专业社会工作和本土社会工作一直交织在一起。期间既有专业社会工作对本土文化的适应性改变，也有本土社会工作回应社会发展实际需求，开展的现代化转型；既有源自内部的驱力，也有来自外部的动力。虽然本土化与土生化二者各有侧重，但不论是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还是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转型，都只是一种本土文化和国际经验“连接”。即便是处于本土化高级阶段的土生化发展，也只是一种本土性助人活动与治理现代化的单向度接轨，并没有做到二者的“融合”。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科门类，还是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社会工作都是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期间不仅需要从本土文化中提炼出先进的社会工作经验，也同时需要将不断发展的国际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引入中国，做到本土化与土生化的“融合”，实现一种文化自觉。费孝通曾指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费孝通，2004)”。具体到社会工作领域，这么一种“自知之明”，不仅是在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研究者群体之内，也应渗透、融合到整个社会之中。让中国社会能够接纳社会工作，让社会工作在中国得到政府和服务对象的认可。从而达到一种从理论与实践的“连接”、西方与本土的“接轨”到“文化自觉”的转变，真正地实现社会工作的“中国化”。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677f0e6869ec0975f46527d3240c844768eaa06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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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