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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本站评论 加入时间：2006-7-11 14:19:29 admin 点击：307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崔武有话说） 《江南时报》 ( 2006-04-08 第12版 ) 【字号 大 小】【打印】【关闭】 崔武在南京是出了名的作家律师，从今年法治周刊开始，我们邀请他在本报法治周刊开辟《崔武有话说》专栏。该专栏将采用随笔形式，来剖析案件中的哲理、情理、法理。相信崔武先生的一心二用、一手包办、一鸣惊人，将打破常规的说法模式，创出法治周刊言论新天地。 看了《四次被判死刑的徐东辰回家了》的报道，记者是用这样的开头来渲染气氛的：“８年前，他被认定为一起杀人案的真凶，８年羁押，８次审理，４次被宣判死刑（含两次死缓）；８年后，在亲人不屈不挠的努力下，他被判无罪释放，在亲人的泪光中，他终于回家；以自己８年的青春岁月为代价，他留下了中国法治史上的一段传奇，也留给社会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深深思考„„”应该说社会留给我们思考的冤案何止徐东辰案？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胥敬详案„„这些案件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是“杀人凶手”，同样是疑点重重，同样是被判死刑，同样是因为犯罪事实不存在，经过长时间申诉得以改判无罪。法律明明规定“疑罪从无”，可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疑罪从有”，让人噤若寒蝉。 律师从业的经验告诉我，社会上一旦出现杀人等危害性极大的刑事犯罪行为，司法机关从侦查到审判各个阶段都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裁判案件的时候容易把民愤大小和社会影响作为考量因素。目前，犯罪嫌疑人一旦进入侦查程序就很难脱身了。即使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也不敢轻易冒着“放纵罪犯”的危险撤消案件。在这种情况下，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一位法官曾跟我叫苦：“案件的确有问题，但到了这个地步，不判他有罪，如何向社会交代？”以致在判决书中常常用“民愤极大”、“社会影响极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情绪性字眼来为判决结果“辩护”。 刑事诉讼是一面双刃剑，进行得好，可以起到打击犯罪的作用；进行的不好，则又会伤害无辜。而民愤也是一面双刃剑，“健康”的民愤可以监督司法，促进正义，“不健康”的民愤则具有干涉司法独立、排斥理性的反面作用。在法治社会，法官首先应考虑的是如何向法律交代，而不是向社会交代。如果说民愤是社会公众的声音，是一种感性判断和道德思维，那么司法人员的裁判便是一种专家的声音，是一种理性判断和法律思维。法律思维并不排斥情感思维，但两者有严格的界限。道德思维以善恶评价为中心，法律思维以事实和规则的认定为中心。因此法律思维首先应该服从规则而不是情感。而上述冤假错案的办案人员之所以在在疑点多多的情况下匆匆结案，作出疑罪从有的判决，且不撞南墙决不回头，显然是规则屈从了情感，法力屈从了压力。 但话又说回来，既然公众情感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也回避不了。公众的情感是可以引导的。怎么引导？首先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民愤是否健康，与公众了解案情的程度息息相关。英国有一句谚语说，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人们所能看得见的就是程序的运作，进而产生不同的情感。诉讼双方对判决结果的接受程度更多地取决于诉讼程序的正当性。法官只要正确地分配了举证责任，保证程序的公正，他就做到了公正裁判。尽管查明的事实与客观事实有距离，谁还说司法不公呢？你看“辛普森”杀人案的审理，警方查获了大量辛普森的杀人证据足以致辛普森于死地，但公开透明的庭审却告诉人们：在侦查过程中警方有违法行为，证据不能采信。最后大陪审团宣判辛普森无罪。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辛普森受到了公正的审判。相反如果搞暗箱操作，审判人员的压力必然很大，最后肯定是：不杀“辛普森”不足平“民愤”。在佘祥林的“杀妻案”中，报道说法院反复请示，内部协调，先定后审，采取的是隐性诉讼方式，而社会看到的是流于形式的公开审理，人们知道凶犯已被判刑而且报道说“证据确凿”，现在又突然释放，岂不是“放纵罪犯”？法官当然不敢轻易改判。如果没有了程序正义，老百姓只能雾里看花，公众知情权的缺失必然引发“不健康”的“民愤”，进而让“不健康”的“民愤”左右司法人员的判断，最终产生错杀。 崔武律师认为：公开、透明即可平民愤，无须通过杀人来平民愤也。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6fd92808ba1aa8114431d9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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