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武汉市四月调考文言文《与友人论为文书》赏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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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为难 知之愈难

——《与友人论为文书》赏读

吴同和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少文人虽然在创作实践中硕果累累,而在理论研究上却没有什么建树,如大名鼎鼎的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李白、杜甫等;还有些文人在理论研究方面有真知灼见,指导、规范并影响了数以千万计的作家从事文学创作,而他们自己在创作实践中却少有成果,如人们所熟知的刘勰、钟嵘、王国维等。柳宗元则不然,他既有创作上的硕果,也有理论上的著述。作为一代宗师,柳子厚在文学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举凡诗歌辞赋、记传书序、寓言杂感,均有传世之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长期创作实践中,他经过艰苦的探索、借鉴、积累,总结出一套系统的文学理论。这些理论,涵盖了写作学的方方面面,如文道统一、写作目的、作者修养、写作态度、写作技巧、语言表达等等。倘能将柳公所有“论文”的书信和其他相关文章编辑成册,简直就是一本洋洋大观的“写作指南”有学者以为柳宗元的文学理论“指导后学,领袖文坛,促进了一代文学的变革和创新”(孙昌武:《柳宗元评传》,这实在是并不夸张的。《与友人论为文书》就是一篇旨在主张作品内容和形式力求创新,反对“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提倡作者加强主观修养的文学理论文章,对我们今天的作者仍有指导意义。

文章劈首以一设问句领起,发人深思:“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答案可以是丰富多彩的,因人而异。也许有人以为“万事开头难”,有人以为组织材料难,有人以为意境开掘难,有人以为语言表达难,甚至有人因腹中空空而视写作为天下第一难事„„柳公撇开这些人们常见的难点不谈,甚至连“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颣之不除”等难点也予以排除,提出“古今号文章为难”在于“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的观点,从而将为文之难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有真知灼见难,而这种“知见”为人们理解、接受更难。

为什么这样,以下分三段进行论证。

第二段重点谈“得之为难”的原因,分两个层次进行论述。第一层谈“得其高朗,探其深赜”之时,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细疵微瑕,其实是并无大碍的。但有的作者因为主观修养不够,只要听到一两句批评的意见,便会自动放弃,导致好不容易获得的真知灼见不能继续“探其深赜”,因而功亏一篑。柳公在这里用两个浅显比喻,以反问的形式规劝那些“得其高朗”的“为文之士”,不可以轻易放弃,要坚持加强主观修养,坚持“探其深赜”,冀化难为易。这几句话含蓄委婉,意在言外。

第二层有七句话,阐析了自孔氏以来成功者“越不过数十人”“吞志而没”者甚众的客观事实,进一步论证“得之为难”的观点。虽然“兹道大阐,家修人励”已近千年,虽然“役用心神者”不可胜数,但真正能“登文章之箓,波及后代”的文人却寥寥无几,这足以使主观修养不好的“为文之士”视写作为畏途。尽管他们都盼望有朝一日能“争裂绮绣,互攀日月,高视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最后却往往因“力蹙势穷”而告败。所以,那些“得其高朗,探其深赜”的少数“为文之士”纵然不为细疵微瑕所挫,也会因成功的几率太小而心灰意冷。“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这是对“为文之士”主观修养的两大考验,有的人可能因文章有细疵微瑕而放弃,有的人可能因成功希望渺茫而停步。柳公虽知“得之为难”却不希望学子们放弃,文中两个反问句和一个感叹句已蕴无限情意于其中矣!

三四两段重点阐述“知之愈难”的道理。“嗟乎”一词引领两段文字,内涵丰富,感情复杂。作为一个感叹词,“嗟乎”包含有对世风不正的哀叹,有对世人不知“此中须有玉如丹”的惋惜,有对“为文之士”欺世盗名,“渔猎前作,戕贼文史”卑劣行为的唾弃,有对谬种流传,“夺朱乱雅,为害已甚”恶果的气愤„„柳公就顺着这条感情线索从正反两个方面阐释“知之愈难”的道理。


第三段正面论证“知之愈难”首先从社会风气入手,谈真知灼见难以为人所知的原因,倘没有同时具备际遇好、官位高、交际广等条件,纵使“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也是枉然;然后谈成功者“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的普遍规律,并以西汉著名辞赋作家杨雄和史学家司马迁为例,予以佐证。这就启示“为文之士”必须坚持“探其深赜”不能气馁,才有可能如杨雄、司马迁等人那样名垂青史——作者的本意当在于此。

第四段反面论证“知之愈难”的道理。由于少数“为文之士”灵魂肮脏,手段卑劣,以假乱真,混淆视听,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所以,真正“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虽千辛万苦,将“得之为难”的“高朗”之作呈现于读者面前时,人们却疑其为“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的伪劣作品,这就是“知之愈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分析到此,我们体会到柳公的苦心。对于“为文之士”来说,“得之”有考验,“知之”更有阻力,但若能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主观修养,则得之不难,知之亦可望矣。

最后一段,表面看来,好像只是几句客套话而已,与中心论点“得之为难,知之愈难”的阐述毫不相干,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柳公为何“久滞而不往”?送给友人“鉴视”的48篇文章果真是“击辕拊缶”之作?可以想见,通过阅读鉴赏,友人定会渐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的深刻内涵和作者必须加强主观修养的重要性。《与友人论为文书》写于湖南永州,永州十年是柳宗元创作全面丰收的时期,也是他官场失意,“投荒万死”的劫难之时。他艰苦探索,潜心写作,“得之”实乃不易;他命运多舛,官微言轻,其“卓然自得”之作为人“知之”更难。但柳公却能排除各种干扰,仍然坚持“奋其间”而不辍。至于其“高朗”之作,是否可“登文章之箓,波及后代”,则不是柳公所考虑,也不是友人所能知道的。由此看来,柳宗元的主观修养堪为友人及“为文之士”之楷模。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友人论为文书》就不仅仅是与友人切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心得体会,而是一篇“指导后学,领袖文坛,促进了一代文学的变革和创新”的重要理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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