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人小说对魏晋六朝“遇仙”题材的继承与发展

2023-11-20 11:04:21   第一文档网     [ 字体: ] [ 阅读: ] [ 文档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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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魏晋至隋唐时期可以说是神仙类小说作品发展的高潮期,除专述神仙方术、异能之人的作品外,以凡人遇仙为题材的作品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魏晋六朝时期的遇仙故事多粗陈梗概,渗透着浓厚的宗教意味,发展至唐代,随着传奇的蓬勃发展,遇仙题材也具备了更加丰富的故事形态和深层内涵,更加世俗化、人性化,并对后世小说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而遇仙题材中神仙的形象则经历了由符号化到世俗化,而后逐步趋于功能化的过程。

关键词:遇仙;神仙;唐人小说;魏晋六朝

与道教并行的神仙方术信仰在我国古代起源甚早,最初与天命、巫术、谶纬等学说相结合,成为指导上古时期人民社稷国事、生产生活的重要思想。与此同时,这一思想在小说类文学作品中具备着更蓬勃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遇仙题材作品或以遇仙为主要情节的作品在魏晋至隋唐时期是为大宗,但细比较之,其思想内涵、辞采文风、谋篇布局均有很大不同,带有十分明显的时代烙印。 一、人的神化与神的人化

神异精怪的传说和民间信仰在我国上古社会便得到普遍信奉,其源头可归结为星辰草木、山川河流等自然信仰和巫觋信仰。如由星象信仰而来的太白金星等艺术形象和牛郎织女等民间传说、由山川河流信仰而来的山神、河伯等艺术形象。同时,上古人民认为万事万物皆有专门之神进行掌管,《山海经》中就已出现对于雷泽水神、昆仑山神等神仙的记载: 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

人们相信尊神敬神便可换取自然和谐、社稷昌盛、天下太平,巫觋信仰和各类祭祀仪式也就随之产生了。这种信仰虽时有变异,却可谓贯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时期,化入血液,深深植根于我国古代人民的意识中。遇仙题材作品便是萌芽于这种信仰,并日渐蓬勃生长起来的。

神仙类故事产生初期,神仙的形象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直至魏晋六朝,小说中的神仙仍与凡人有着显著的差异。他们来去无常,多“忽然而至”“忽然失其所在”,他们的出场或云雾缭绕、霞光满天,或伴有异香清气、丝竹天籁等神秘异象,而此种异象给人神秘向往之感,区别于妖邪出场时的鬼魅阴森。如《汉武内传》所载西王母见武帝事,王母降临时“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庭。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半食顷,王母至也。而西王母与上元夫人离去时“人马龙虎,导从音乐如初,而时云彩郁勃,尽为香气,极望西南,良久乃绝。神仙的言语多隐晦委曲、旨意遥深,在于可解不可解之间。而凡人对于神仙的态度亦是恭敬有加,若有怠慢,便会得罪于神明,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如《搜神记》所载刘根事,史祈欲杀刘根,召之令其召鬼而使得亡故双亲不得安宁,又如市中人以粪洒乞小儿,而致“屋室自坏,杀十数人” 神仙虽是生活在异域世界、神圣不可冒犯的,却并非高不可攀,凡人反而可以通过服食、修炼等方法跻身于神仙之列。凡人遇仙而得仙是魏晋六朝遇仙题材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根字君安,京兆长安人也。汉成帝时,入嵩山学道,遇异人,授以秘诀,遂得仙。 凡人得仙后除具备神仙的各项异能之外,其本身气质也会变得如同神仙般神秘莫测,令人捉摸不定。

魏晋六朝的神仙题材作品将神仙塑造为与凡人迥异的异界生灵,并使凡人神化成为可能,无疑带有浓重的宗教目的。

两汉之交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与此同时,在西汉初年作为统治阶级指导思想的黄老之学与与民间五行方术之学相结合,创制出了系统完备的道教。在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初期,二教均未获得普遍认同,至魏晋六朝时期,人们仍然缺乏对二教的了解,易将二者混同,《魏略?


西戎传》中便有如下记载: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 在这种情况下,向世人宣传明确自家宗教的思想内核,使其获得更多的了解和关注,进而吸引教徒便成为了佛道两家工作的重点,神仙题材故事传说便应运而生。显然,创作这些故事传说的目的在于弘教而非文学创作,故而这些作品多以记实手法略述其事,以凡人遇仙传说“发明神道之不诬”,不仅将神仙塑造为高高在上、身怀异能、万寿童颜的形象,还给予凡人自己亦可飞升为仙的希望和门径,并将升仙后的凡人高度神化。 与之相对应的,唐人小说中的遇仙题材则致力于神的人化。

文学发展至唐代,人们已无法满足于“粗陈梗概”的叙事方式,而是“有意为小说”,追求更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表现形式。

《柳毅》可谓唐人小说中的名作佳品,但凡人遇仙、受托传书的故事构思却非李朝威首创,晋代干宝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中便已有胡母班、郑容的传书故事,且这些故事已经固定了传书故事的某些必备因素,并为《柳毅》所继承。如托书者皆为水神、凡人访仙的方式无一例外的被设定为叩树:

至泰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须臾,昔驺出,引班如向法而进„„复诣泰山,扣树求见。昔驺遂迎之而见。

子之咸阳,道过镐池,见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当有应者,即以书与之。 《柳毅》继承了水神托书和叩树情节,却将叩树之法复杂化:

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

可见《柳毅》不仅将所叩之树设置为社橘,使情节进一步合理化,还具化了叩树方法且固定为三发,由此可见唐人小说较之前代构思之精巧、细节之用心。然而笔者以为,使得《柳毅》成为唐人小说之名篇的不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神的人格化、世俗化。故事中的龙女、洞庭君、钱塘君虽为神仙身份,其性格特征却与凡世之人无异,不再高深冷漠,而是具备了人的情感,其洞庭龙宫颇类人间望族之家,而泾川次子“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龙女诉诸舅姑却因舅姑爱子而见罪于舅姑的情节设置也颇具人间规模。龙女向柳毅哭诉事件始末并托书后“东望愁泣,若不自胜”,洞庭君读毕龙女之书,“以袖掩面而泣„„词毕,又哀咤良久”这些都是神仙形象高度人格化、世俗化的表现。同时,作者还依据洞庭与钱塘的不同自然风貌,塑造了二君迥异鲜明的性格。 二、故事模式的多样化

魏晋六朝虽多产遇仙题材作品,故事模式却十分单一。凡人遇仙,或得灵药助力修炼,或在神仙指导下禳灾避祸,或追随亦得仙,这种单一模式下的遇仙故事只是为了完成弘教的使命。唐人在继承魏晋六朝现有模式的基础上又使遇仙题材产生了许多新变,在叙事范式上开辟了更加广阔丰富的疆域。

唐人小说在将神仙人化、开辟新的叙事模式的努力中,突出贡献即表现在人仙恋的突破上。魏晋六朝的遇仙故事大多局限于男性遇男仙,虽也时有异性人仙相遇的作品,但构成因素极为单纯。

前周葛由„„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侯贵人追之,上绥山„„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吴猛„„性至孝。遇至人丁义,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术大行。 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

两相比对可见,魏晋六朝的异性人仙相遇与男性遇男仙的作品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与凡人相遇的神仙仅仅作为神仙的形象出现和存在,性别差异在推动故事情节、表现思想内涵上


并不发挥显著作用。即便与凡人结合,亦是顺从天命或“宿时感运”仅停留在人仙交往的层面,并无过多情感因素。《搜神记》“弦超”条因“天地哀其孤苦,遣令(知琼)下嫁从夫”但虽为夫妇,知琼却“不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这显然是毫无情感因素的人仙结合。

唐人小说中则将异性人仙相遇的题材集中在了人仙恋的故事模式内,并将表现重点转移到了“恋”上。如《湘中怨解》中,郑生于桥下救得降谪神女并结为夫妇,在神女不得不离去时,二人“相持啼泣”情深缱绻,一改魏晋六朝作品中神女离去时的冷漠绝决、毫无留恋。而在十余年后,汜人与郑生再度相见时,汜人作“荷拳拳兮未舒,匪同归兮将焉如!”之歌并“敛袖,翔然凝望”无不显示出人仙间真挚的爱情。较之魏晋六朝作品具有更高远的思想境界。

然而,唐人小说中所表现的人仙之间的爱情同人类恋情一样,是建立在“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的基础上的,而非如宝黛般建立在相知相爱、心灵相通基础上的纯粹爱情。如《崔书生》中,崔书生追求玉??娘子是因“女有殊色”;《柳毅》中,柳毅因不满钱塘君的表达方式慨然拒婚,却在之后的宴席上“殊有叹恨之色”即是这种爱情基础的具体体现。

除改变了人仙恋的叙事模式外,唐人将神仙人化还体现在神的知恩图报上。如《柳毅》中洞庭龙女得救后一心愿嫁柳毅为妇,除却感柳毅之义而萌生的爱情外,亦有“衔君之恩,誓心求报”的原因;《郑德?u》中由老叟(洞庭府君)篇末题诗“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u可知,送韦氏还阳并允其得见已故父母皆为报饮酒之恩。这一因共饮而结下深厚友谊并终于受益的情节为《聊斋志异》中《王六郎》篇所继承,而女性得救遂以身相许的情节模式更是为后世大量才子佳人小说所承袭。 三、神仙形象的功能化

在魏晋至唐代的遇仙题材作品中,神仙往往承担着某些固定且较为特定的叙事功能,如救凡人于危难、预示未来、赠送法宝等,并常常与梦境相结合,使得故事情节更加神秘玄幻。如《搜神记》所载:

都水马武举戴洋为都水令史„„梦神人谓之曰:“洛中当败,人尽南渡。后五年,扬州必有天子。”„„既而皆如其梦。

唐人小说中亦十分常见,如《郑德?u》中洞庭中神称“德?u异日自吾邑之明宰”后遂应;《崔书生》中玉??娘子所赠白玉盒子市得百万;《定婚店》更是围绕月老之言而成篇。 神仙形象的这些功能均被后世所承袭,如《西游记》十三回,三藏于双叉岭遇寅将军,为太白金星所救;《水浒传》四十二回,宋江为九天玄女所救并梦受天书;《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随警幻仙姑游太虚幻境而知金钗女子命运„„而在这些作品中,神仙的形象自隋唐以来逐步趋向了功能化,他们虽仍具备人的形态情感,出现的目的则更主要地转变为实现上述功能,进而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

唐人小说在遇仙题材的发展过程中,上承魏晋六朝之成果,下启明清小说之新变,并在艺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是我们研究我国古代叙事文学十分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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