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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特征与五大途径 作者：冯俏彬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8年第1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特征 第三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增加。产业经济学告诉我们，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形态上呈现出从低级向中级、高级不断攀升的特征，这是产业演变的自然规律。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各项指标都呈现出转型升级的明显信号，第三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达到50.6%。近两年来，这一趋势仍然处于稳步增长之中，据有关部门测算，2017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9%。从未来看，随着产业分工的深化特别是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加深，我国服务业还将迎来快速发展、深度发展的时期。这表明，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应当是其中一个主要的着力点。 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9.8%，被誉为经济发展史上难得一见的增长奇观。但总体而言，我国过去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要素大量投入、粗放使用的基础之上，为此所付出的环境、资源、生态、社会代价十分沉重，可持续性堪忧。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就是要进一步树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力量”“技术进步是经济繁荣的根源”的理念，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破除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人员流动的障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全社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要抓住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抓住未来二三十年间互联网对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全方位改造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爆发性增长可能性，推动我国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这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背景之下有其必然性。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随着我国整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出口和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相反在过去十多年的增长中我国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几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群体所产生的消费需求强大而持久，已经并还将进一步显示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近年来，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上升，2015年为66.4%，2016年为64.6%。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发挥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今后一个时期要特别重视与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环境、氛围、制度安排等工作，以为消费型经济的到来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和支持。 结构优化。基于创新支撑、消费驱动、第三产业壮大的经济形态，应当会呈现出总体结构优化、质量效益提高、可持续性增强的特点。一是供给与需求之间能保持动态平衡，供给体系能随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需求，而需求侧的变化也会比较顺畅地传导到供给侧，两者在动态调整中相互适应、相应平衡。二是表现为产业上、中、下游之间协同性增强，要素流入流出自由、顺畅、高效，价值链不断攀升。三是表现为资源、环境、生态与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容纳、长远共存。 包容性、普惠式增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既需要千方百计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更需要努力促成一种包容式的、普惠式的人均增长。一般认为，服务业往往具有就业承载力强、单位产出高、藏富于民的特点，因此大力发展服务业，努力增强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使创新真正成为经济繁荣的根源，不仅符合经济社会的客观规律，而且还能使增长过程成为经济、社会、自然同步协调的“共同进化”，促使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利于每一个人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与个人价值，从而使发展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建立在人民满意基础之上的增长，才能赢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进而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途径 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全社会形成合力。对于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加紧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基础。 一是加快实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在经济学意义上，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有五个方面，即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成果、制度，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数据”也正在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目前，在涉及企业生产经营各个层面上的要素在定价、配置、流动等方面，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体制机制障碍，这既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的原因，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值此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之际，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的天花板和形形色色的壁垒，打开经济增长新的成长空间。具体而言，应当优化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完善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以真正形成城乡一体化、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应当长远谋划、审慎把握、积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如何在保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适应新型城镇化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性潮流的需要，实现各类不同性质的土地“同价同权”和相互转换。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积极引入多元金融和投融资主体、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和促进互联网、PPP等“新金融”和新型投融资机制建设，配套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教育科技制度改革，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的融合，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建成创新型国家。 二是着力加大产权保护力度。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市场经济都是法治经济，必须建立在产权明晰、合约得到有效执行和保护的基础之上。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于私有产权的认可、接受程度有一个发展过程，理论与实践都没能做到与公有产权同等对待、同等保护。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今后一个时期，一方面要从思想上树立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同等重要、平等的观念，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合法产权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氛围，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合法私有产权的司法保护，甄别和纠正一批有典型意义的产权纠纷案件。严格的产权保护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 三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大大高于相对凝固、停滞的传统时期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一个面向全体国民的、基本公平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既是因应社会流动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人民权利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时间较短，且出于权宜考虑，形成的是一种既分人群、也分地区、行业的高度碎片化的体系。日前这一体系一方面自身运行遇到了很多问题，另一方面也对要素流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运行形成制约之势。这一情况也同样存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其他各个方面。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意味着像劳动力这样的要素，其流动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只有包括社会保障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安排到位，才能为如此高频率、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提供托底的制度支撑，经济增长才能免除后顾之忧。应当加紧推进基础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适时启动社保费改税，为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全国统一创造条件。 四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真正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年来，我国政府全力推动的“放、管、服”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不仅在经济下行期稳住了对于全社会至关重要的就业问题，而且为企业、为个人谋事兴业创造了巨大的舞台，为国内外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今后，还应进一步深化相关改革，一方面，把市场的还给市场，从对大量经济社会事务的具体管理中脱身出来；另一方面，积极加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政府职能，以优化市场环境、释放经济社会活力。 五是加快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是调动“两个积极性”的重要抓手和枢纽性制度安排。应当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深入推进财税改革，形成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同时进一步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税收制度，积极构建与新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为地方政府履行职责创造稳定、明确的条件。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 胡秀荣）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7af318c62d60ddccda38376baf1ffc4fff47e2d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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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