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与新闻传播的分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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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与新闻传播的分享化

作者:吴燏函

来源:《新媒体研究》 2017年第4



文章梳理了媒介与传播形态的紧密联系,分析了新闻传播的分享化与社交媒体的关系,提出了对分享化趋势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 社交媒体;新闻传播;分享化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04-0001-02

1 媒介与新闻传播活动

1)传统新闻资讯行业。传统的新闻资讯行业由受过系统训练的职业传者来选择、采集、加工、分发信息,比如记者编辑和新闻机构。报纸的读者、广播的听众或电视的观众是被动的存在,只能透过媒介来窥见冰山世界的一角,只能通过有限狭窄的渠道进行互动,反馈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单向线性的传播模式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的情境,比如二战期间交战各国的新闻媒体为公众营造的虚假信息环境。

2PC 端门户时代。Web1.0 的传播模式是由机构提供资讯的门户网站,具有一对多、单向发散的、封闭的阵地化特征,并有较严格的把关规则,比如搜狐、网易等网站的新闻栏目,以及各大官方媒体网站。门户时代的新闻资讯生产权力仍是被牢牢攥在职业传播者手里,互动渠道也没有得到卓有成效地提升,这一阶段只是将新闻内容简单地从线下复制到线上。3Web2.0 时代。Web2.0 时代已可以由个人和机构共同提供新闻资讯,具有“一对多”和“多对多”并存、寄借在公共平台上实现互动与开放的特征,如BBSQQ 等信息交互平台和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平台,以及以个人日志式的网上表达为主、又能与网民进行互动交流的博客等。打破信息垄断的Web2.0 时代是可写可读的互联网,每个人都可以是网络空间的信息源,更加注重交互性,因此也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

4)众媒时代。在移动互联网兴盛的当下,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传播活动的重心从职业的机构传者转向个人,变得平民化和草根化。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交融在一起,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享化、参与化、去中心化和开放性的互联网空间消除了至上而下的信息控制,公民记者、UGC、众筹新闻等纷纷出现。

2 社交媒体与新闻传播的分享化

1)社交媒体与新闻传播新形态。“友盟+”在《2016 Q3 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里指出:截至2016 Q3,国内活跃移动设备总量达14.5 亿,对比Q2 增长了11.5%。保罗·莱文森认为:“人类有两种基本的交流方式:说话和走路。可惜,自人类诞生之日起,这两个功能就开始分割,直到手机问世,才将这两种相对的功能整合起来,集于一身。”手机,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出现,使信息的收发变得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遍布整个时间和空间,而且具有无限的双向互动潜力。移动设备的普及也催生了与此相关的具有崭新物质特征与符号特征的新闻传播方式。

1)个性化新闻传播。个性化推荐类,算法设置个人议程,比如今日头条的算法推荐;对话式呈现类,社交机器人+ 新闻,比如FacebookMessenger 的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bot ;定制化生产类,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基于场景的个人化信息定制。


2)沉浸式新闻传播。网络视频直播(比如2015 年“PGC+UGC”形式的“9·3 大阅兵”新媒体直播;AR/VR 新闻,在三维空间里让观看者成为当事人,比如《纽约时报》推出的日更VR 视频新闻产品“The Daily 360”;AR/VR 直播(在体育赛事、重大活动、专业类新闻的报道中作用广泛,比如2016 9 月,NBC AltspaceVR 公司合作对2016美国大选第一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进行VR 直播)。

3)分布式新闻传播。基于社交媒体类,多种主体在自组织模式下共同参与某一个话题的报道和传播,是信息与知识生产领域的共享经济;技术聚合协同创作类,Ushahidi 是一个用于肯尼亚居民通过自主评论和检举身边暴力的平台,它将每位参与者贡献的碎片化信息拼接在一起,描绘出一幅全国冲突分布图。

2)移动新闻传播的分享化。2016 年底,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中心联合企鹅智库发布了《智媒来临与人机边界》的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报告中指出:媒体消费者中大部分完成了移动化,内容生产者开始更多优先考虑移动端内容创作和表达,媒体平台的流量和工具全部移动优先,用户对移动终端产生依赖,“社交+ 新闻”的重要性同比增长10.3%

自人类诞生以来,信息的交流和传递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以人为纽带的传播行为也都或多或少表现出社交的倾向。无论是远古时期的口耳相传,还是政治选举中的二级传播,还是微信、微博的转发、推送,人们对新闻产品的消费本质上为一种分享的行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技术的进步使更多的人更加便利地在更广泛的情境中更自主地分享更多元化的信息。处于社交网络中的受众使这种分享化的效应更加显著,可谓无社交,不传播。

3 新闻传播分享化的影响

1948 年,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的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一书中提出了传播的三大社会功能,即监测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遗产。后来,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中,在上述三个功能之外补充了提供娱乐的功能。在移动媒介的逻辑框架下,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媒介的社会功能所发生的变化。

1)信息环境同质化。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巨大和复杂化,对超出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恩斯的模型认为,人们从头脑相似的人那里获得信息有助于减少信息成本。

在当今全球数据大爆发的背景下,信息的流动带来了大量的冗余,人们对排山倒海而来的信息产生休克反应,进而通过选择性心理来调试因无知、群体压力、认知失调而产生的不适感。自我意识的减少和理性思维的缺位,让公众仿佛觉得那些与自己相左的意见都不存在,信息或意见不断地在所属群体的“回音室”(Echo Chamber)里得到强化和保证,这种出于表明立场或归属而非进行理性思考或说服的态度,使得不同群体之间划地为营、缺乏充分的沟通和交流,人们开始把不属于自己阵营的观念视为奇怪的、不可理喻的、异类的。

2)社会环境对立化。施拉姆认为,报刊应准确表现社会各成员集团的典型形象。如果说报纸和电视上仍然会有不同信源和观点的呈现,甚至于激烈交火,即如CNN 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评论节目所呈现的那样。那么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依托于技术推送的都是符合用户口味和需求的信息,举媒体之力,结大众欢心,这不仅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和多样化,还将势必加剧群体极化效应,使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被彻底阻断。当今频繁地出现在中文网络中的性别歧视、医患对立以及对女司机、富二代、老人的污名化等现象即可证明。

3)新闻产品娱乐化。自20 世纪90 年代始,新闻娱乐化已经成为一股潮流。美国的媒体对“辛普森杀妻审讯案”“戴安娜王妃之死”以及“克林顿绯闻案”等事件的刻意炒作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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