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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的比兴与文学的比兴(一) 【内容提要】 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刘勰区分了比义和比体，扬比义、贬比体。此种论述与汉代经学的比兴论不同，比、兴均为诗之六义，不存在价值的高低。刘勰所以如此立论，是因为他以辞赋为考察对象，故刘勰提倡“宗经”，也和汉代经学的经典观有明显区别。注意到此种区别，对于把握〈比兴篇〉、〈宗经篇〉的涵义及其相关的文学思想史问题，将不无启迪。【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一 在《文心雕龙》的〈诠赋篇〉及〈比兴篇〉中，刘勰对赋、比、兴的解释，其立足点均建立在《诗经》的“讽谏”观上，他对汉代辞赋家的批评，也以讽谏为准。在他看来，汉代辞人之作的问题在于，只有“比体”，而无“兴义”（注：〈比兴〉云：“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沓，信旧章矣。”见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卷8〈比兴〉，上册，页456－457。），故失却了《诗经》的讽谏精神（注：又〈诠赋篇〉云：“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者也。”同上注，页97。）。 以《诗经》的讽谏精神为解释参照，并不始于刘勰，汉代的辞赋理论已有相关论述，如《汉书．王褒传》引汉宣帝论赋云“尚有仁义风，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倡优博弈多矣”④⑤《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829、3575、1756页。）。扬雄以为“赋劝而不止”，“颇似俳优淳于、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均是例证。而《汉书．艺文志》中的整体评论尤值得注意，可为刘勰之说提供理解的线索：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 班固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辞赋“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也是以《诗》的讽谏精神为参照。刘勰的观点与此无异。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虽以《诗经》的讽谏精神作为比兴论的参照，他对比兴的具体解释，却与班固及其他汉代经学家不同。因为在后者的观念中，既没有比义和比体的区分，也没有以兴论比的现象。从《郑笺》看，兴其实就是比。所以，汉代学者的比兴论与刘勰有明显差异。注意到此种差异，对于探讨比兴义在《文心雕龙》中的变化，是很好的切入点。 二 首先考察《郑笺》以比释兴的具体例证，如： 1、《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郑笺》释云：“兴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体浸浸日长大也。”⑤⑧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上册，页276中、456、457。 2、《邶风．柏舟》：彼柏舟，亦泛其流。”《郑笺》云：“兴者，喻仁人之不见用而与群小人并列，亦犹是也。”《十三经注疏》，上册，页296下。） 3、《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郑笺》云：“差池其羽，谓张舒其尾翼，兴戴妫将归，顾视其衣服。”（注：《十三经注疏》，上册，页298中。 4、《郑风．风雨》云：“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郑笺》云：“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注：《十三经注疏》，上册，页345上。） 诸如此类释例在《郑笺》中比比皆是，《毛传》中的兴诗，在《郑笺》中常以“喻”释之，“兴者喻”是常见的解释句式。由于“喻”在表现型态及义理上皆与“比”相通。故《郑笺》之“喻”包含了刘勰的“比义”和“比体”两种类型，例一、三属比体，例二、四属比义。下面对比义和比体稍作引申。 关于比义，刘勰云： 金锡以喻明德，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汗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 “金锡以喻明德”，见《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君子为本体，金、锡为喻体，此处以喻体的具象譬喻本体的抽象。本体抽象，谓君子之道德涵养；喻体具象，谓金、锡之精炼，《毛传》云：“金锡炼而精。”《十三经注疏》，上册，页321中。）以金、锡之精炼譬喻君子之道德。又如“席卷以方志固”，见《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传》云：“石虽坚，尚可转；席虽平，尚可卷。”《郑笺》云：“言己心志坚平，过于石席。”（注：《十三经注疏》，上册，页296下-297上。）以石、席之坚、平喻己德之坚定。刘勰将这些归诸比义，并以“切象”名之。从本体的抽象性而言，“切象”之“象”并非外部之相，而有伦理或道德的暗示，如果只有事物外部上的相似，而无道德或伦理的支持，只是比体，不是比义。 关于比体，刘勰云： 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沓，信旧章矣。 这段文字涉及到比体与比类两个概念，用现代修辞学的术语表述，比类即明喻，而比体乃明喻诸类型的总称，又云：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鹏赋》云：“祸之与福，何异。”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 句首“比之为义”，亦可言“比之成义”或“比之为体”，意指比的诸种体式及其含义，此与“切象”的“比义”不同。刘勰前云“比之为义（体），取类不常”，后云“日用乎比，月忘乎兴”，可见他对比体的多种取类有所批评。如果比的使用只在声、貌、心等之间寻求相似性，最终必然忽视兴之传统。他认为，汉代辞赋家的创作，虽然在比体上有很大发展，但因为缺乏对比义的关注，只在取类上注重相似性，所以根本达不到周人的水平。 但从上文有关《郑笺》的例证看，兴既包含了比义，也包含了比体，如葛之延蔓，喻女体之长成；差池其羽，喻戴妫顾视其衣服，皆强调外部形象的相似性。这些兴诗若根据上述刘勰的标准，都在比体的层面上使用，应属批评之列。故问题是，在《郑笺》中并无价值之优劣的“比义、比体”，何以在刘勰的论述中有了高低褒贬之分？ 三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须对《郑笺》与《毛传》在比兴上的差异有所了解，请看如下诸例： 《召南．行露》：“厌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此诗《毛传》以为兴诗，《郑笺》认为非兴诗（注：关于毛、郑对此诗之“兴”的看法之异，可参加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页279上。）。《毛传》以行人之惧露，兴喻贞女之畏礼，意谓强暴之男礼不足而求婚。《郑笺》则以为，婚礼在仲春之月（即二月），今多露之时，则是三月四月，既失时而礼不足，故贞女不从。 又《召南．有梅》：有梅，其实七兮。”《毛传》：“兴也。，落也，盛极则坠落者，梅也，尚在树者七。”《郑笺》云：“兴者，梅实尚余七，未落，喻始衰也，谓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则衰。”（注：《十三经注疏》，上册，页291中。）此诗虽然二者皆为兴诗，但所兴之内涵有所差异。据孔颖达《疏》，《毛传》所兴，喻女子年十六七始衰，而《郑笺》谓女年二十，春盛不嫁，至夏则衰，喻时衰，非喻年也。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88c2b49754270722192e453610661ed9ac515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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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