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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 言意之辨是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在先秦哲学史上，深入探讨语言和意义的矛盾之人是庄子。庄子的言意观主要集中于《外篇》的《天道》、《秋水》和《杂篇》的《外物》。庄子对“言”有两个著名论断：其一是卮言——无心之言——言无言；其二就是得意忘言。二者其实是一回事：只有得意才能忘言，只有忘言才能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得意忘言”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言不尽意”。庄子并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言不尽意”出自《易传"系辞》，但通篇《庄子》都在讲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究竟什么是言不尽意呢？庄子认为，语言贵在意义，而“意有所随”，即言外之意，这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但是世人却以书中的片言只语、形色名声为贵，这就“贵非其贵”了。我们可以看下面一段言论：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庄子"秋水》 庄子说：“世之所认为珍贵的道理，都是写下来的，而写下来的不过是语言而已。语言有可贵之处，它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所传达的意。意是有所指向的，意所指向的，是不可以言传的。但世人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因为言与书的真正可贵之处并不是像世人所认为的那样。但如果言语真的只是“风波”，而不能达意，那还写《庄子》干什么？写了也不达意，看了也不知意，何必言？其实庄子认为言仍有所贵，只是言不尽意，而且容易横生是非。不过虽不尽意，还是可以传达一部分的，只是“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所以庄子横说竖说，正说反说，三言并说，再三地说，都是想用各种手法表达复杂而深透的“意”。当然，虽然可以传达一部分意思，但毕竟还是不尽，所以庄子使出浑身解数，从各个方面加以申说，唯恐读者拘泥词句，死煞言下。 《庄子"天道》中有这么一个寓言故事。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工匠）在堂下砍制车轮，听到读书声，就放下锥子和凿子，走上去问：“您读的是什么书？”齐桓公说：“是圣人之言。”工匠问：“圣人还活着吗？”“已死了。” “那您读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齐桓公大怒：“寡人读书，你一个工匠瞎议论什么？有说法还可以，讲不出来道理，杀无赦！”工匠说：“我是从我干活中体会出来的。比如砍制车轮，太松了就滑而不牢固；太紧了就涩而放不进去车轴。不松不紧，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嘴里却说不出。其中有个分寸，我无法向我儿子说清楚，他也听不明白，所以这活儿就得我一个人干，到了七十岁还在砍制车轮。古人和他们不可言传的意思都已死了，那么你所读的，不是古人之糟粕又是什么？”这应该是庄子“得意忘言”理论的例证。古人之书，能说的，是“物之粗者”。其深意，则是“物之精者”。物之粗者虽为糟粕，犹可一读；但执泥于糟粕，则不如不读。所以要去芜取精，取其精华而忘其糟粕，庄子是这个意思。如果真以为庄子要“焚书”，那简直是要以砍头来治头痛了。但我们头痛得厉害的时候，不是也会说“恨不得把脑袋砍下来”么？语言确实既让我们头痛，又让我们得保留。庄子又把古人之言的糟粕比作“迹”。“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避哉？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足）哉？”糟粕与迹，比喻不同，而意相似；意相似但又喻之以多种手法。一方面强调“言不尽意”，一方面寓言、重言、卮言十万余言，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庄子还有一个支点，那就是“得意忘言”。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庄子"外物》 荃、蹄是用来捕鱼、兔的，得鱼应忘荃，得兔应忘蹄。语言是用来达意的，得意应忘言。言是桥梁，是工具，是手段；意是归宿，是结果，是目的。庄子提醒我们过了河，就要拆桥，不要混淆了工具和结果，手段和目的。手段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再完美的手段终究还是手段，它不能也无法取代目的。是目的决定手段，而不是手段决定目的。不难理解，庄子的寓言、重言与卮言，不过是荃蹄工具而已，即以《庄子》全书而论，也是达道的荃蹄言的目的是表意，得意自可忘言；忘言非不言，无心之言。既得意，则无言不合于道，无言可以害道，就像孔子得中庸之道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样。 庄子的“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魏晋时期，言意之辨成为一热门话题。 最早将言意关系引入文学领域的是陆机，在玄学时代陆机第一个援老庄思想进入文学创作理论。他这样叙述创作《文赋》的缘起：“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媸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陆机所说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揭示了言、意、物的永恒矛盾。创作时心中的意义难以与外物相称，而语言文字又难以穷尽心中的意义。而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继续讨论言意问题：“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黄侃评曰：“半折心始者，犹言仅乃得半耳。寻思与文不能相傅，由于思多变状，文有定形；加以妍文常迟，驰思常速，以迟追速，则文歉于意，以常驭变，则思溢于文。陆士衡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与彦和之言若重规叠矩矣。”内在的意义在没有形诸文字之前可以想象得很美好奇特，而语言却是具体的、物质的，它注重实在所以难以巧妙。文论家们讨论的言意矛盾，基本上仍是沿着玄学家的思路，发挥“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说法。 仔细体会文论家们的言论，可以发现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作为作者，就要充分利用语言和意义之间的空间感、距离感，利用语言的模糊性、歧义性、隐喻性、象征性、暗示性和意向性，以少胜多，以一当十，以有限表示无限，寓全于不全之中，寓有于无之中，通过具有无限包孕性的诗歌意象，来突破现实语言的樊篱。 我们以陶渊明《饮酒》（其五）为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名饮酒，篇中全无一字着于酒上，陶潜亦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亦借酒发抒个人怀抱，表达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当他感觉到自然中蕴涵着生活本真时，想要言说，却觉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感受，无法将那转瞬即逝的“永恒”驻留于永恒之中？然而陶潜的不说，分明胜过喋喋不休的言说，不说就是说，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陶潜的暗示领悟他向往的境界。 作为读者（接受者），就要诉诸自己的直觉、本能、体悟、想象和情感体验，追求一种心理上的感知——期望、失望、追求和重建，体味作者构建的“景外之景”、“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同样是王夫之，强调“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充分肯定了接受者在欣赏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我们以郑谷《淮上与友人别》为例：“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宋贺子翼《诗筏》曰：“诗有极寻常语，以作发句无味，倒用作结方妙者。如郑谷《淮上别故人》诗云：‘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羌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盖题中正意，只‘君向潇湘我向秦’七字而已。若开头便说，则浅直无味；此却倒用作结，悠然情深，令读者低徊流连，觉尚有数十句在后未竟者。”如此美丽的春天，诗人却满怀愁绪，篇末读者本以为诗人会一诉衷曲，孰料诗人反以“君向潇湘我向秦”结篇。读者的期待落空，觉得后面还有千言万语没有说，自然会想象路上的山长水阔艰难险阻，家乡的遥遥无及午夜梦回，友人的思念牵挂殷殷期盼，未来的迷惘无助他生未卜。在读者的重构下，诗意得意补全。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先秦哲学史上，庄子深入探讨语言与意义的矛盾，提出“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观点。他的言意观凭藉魏晋玄学为桥梁，与文学思想相接触，最终形成了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8c02bc541411cc7931b765ce05087632311274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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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