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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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

唐朝诗歌在我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是我国文化的瑰宝,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那么为什么这种文化现象会出现在唐朝呢,而不是其他朝代呢?下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个人看法。

第一是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文化因素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在没有经济活动的基础上是很难创造出较高水平文化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能够很好地证明这个命题,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次较长时间的分裂,即三国时代和南北朝时期,这其中虽然有晋朝的统一,但是在生产力水平上没有超出汉朝水平,经过北方战事的冲击,带来北方生产力水平的下降,大量土地荒芜,大量劳动力或死或逃亡,这时江南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开发,但是这种增长势头没有能够弥补北方战事的冲击,在总体水平上中国的生产力在下降。

隋朝虽然统一了全国,但是由于时间较短和对外战争的原因,生产力水平虽然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短时间内又陷入了战事,文化的发展遵循长线效应,因此,文化在隋朝虽然略有发展,但是在高度上还没有达到教高水准。

经过唐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前几朝的休养生息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策的带动下,大量闲置的土地得到开发,大量劳动人口的出现,促进了经济水平的发展,生产力有了教大发展,这可以通过唐王朝时代出现的大量生产工具来证明,物质财富大量积累,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些经济因素的出现促进了文人对那个时代的讴歌,因此为文化的向前发展准备了物质动力和思考的源泉。

第二是政治因素。

唐朝较其前朝的任何时代在文化政策上都是比较开放的。我想这与唐王朝出身于北方少数民族(当时条件下)有关,他们虽然了解中原文化,特别是汉朝以来的儒家文化,但是唐朝统治者们有自己的理解,这对汉朝以来的儒家文化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异质性文化理解,正是这种异质性的理解方式,使得唐王朝的统治者们可以推行一种不同于前朝的文化政策,而他们推行的文化政策正好是文化理解与文化共融,这种政策符合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趋势,适应了当时文化发展的规律,促进了唐王朝文化的发展。 第三是文化因素

在前面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唐王朝的文化在向前发展着,在这种文化发展的推动下,文人所面临的就是文化模式的选择问题。这种文化模式的选择在今天看来是有必然性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是当时文化所不能选择的,因为这种文化模式不能很好地表达当时的要求。而诗歌模式是中华民族所早就有的,因此当时的文化对这种原有的文化模式进行了模式上的创新,就形成了唐朝的诗歌模式。 当然还有其他模式,这正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模式。

1)社会因素

唐代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前, 国势强大, 经济富裕, 朝廷百官宴游, 多唱诗互和, 以为谈佐之乐。而国家的统一, 南北交通无阻, 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 激发诗情。诗歌的酬唱流传, 蔚成一时的风气。至於安史之乱后, 藩镇之祸继起, 唐室中衰, 加以外患日极, 以致诗人大多饱历离乱, 为其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 及刺激文学创作的灵感, 郁结之情, 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也促成唐诗的兴安。 (2)政治因素/ 君主提倡

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 不仅都爱好音乐, 并大加提倡。高宗、武后, 好乐章, 常自制新, 编为乐府。到了玄宗, 此风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 爱好文艺, 附庸风, 对於文艺的发展,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外唐代以诗取士, 於是诗歌一门, 成为文人


得官干禄的捷径, 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的普及, 有重要的作用。

(3)诗体的进化/ 文学本身的发展

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 建安、正始和两晋的诗歌创作, 以至南北朝声律说的提出和应用, 都为唐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七言古诗及律体、绝句的新诗体, 在六朝时代, 才开始形成, 格式音律初具规模。到了唐代,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 诗人的思想感情丰富, 在诗歌创作上, 新的内容, 要求新的形式, 唐代诗人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来表情达意, 使这些新体诗在形式、声律、辞藻各方面都趋於成熟。

(4)思想、文化的活跃/ 其他艺术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唐诗在发展时显然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唐代的音乐、雕塑、舞蹈、绘画等, 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外来的影响, 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有积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如王维的山水诗, 号称「诗中有画」, 显然受到山水画的影响。至於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 可以看出当时作家勇於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 (5)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

诗歌在唐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如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送人出使也用诗。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 以致道士、歌妓, 均有佳作, 此当与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有



论文关键词:唐代 科举制 诗歌

论文摘要:古人关于科举制对唐诗影响的两派观点皆不全面,他们忽视了诗歌创作技巧以外的层面。科举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注人真实的情感,科举影响着他们的诗风,丰富了读书人的生活,开阔其眼界,增长其见识,还提高、巩固了文人的地位。 古人在论述科举制对唐诗的影响时主要有两派观点:严羽等人持肯定意见:“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王世贞、杨慎等则不以为然,认为唐省试诗鲜有佳作,因而难以将以诗取士与唐诗之工挂起钩来。两者孰是孰非呢?

首先,严羽的观点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为进士科中杂文一项形成只考一诗一赋这个不成文的规定要到开元中后期,而唐诗在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兼备矣。因此历史的真相应该是唐诗繁荣的现象投射到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中。但诗歌这一专门之学的普及受益于科举考试却为的论。省试诗为五言六韵或八韵的律诗,且对声韵的要求极严,历来指责进士试的奏议往往指出进士以声韵为学以声病为是非,这恰恰说明士子们至少可以通过练习作这类诗而熟悉诗的格律。省试诗的词藻则要求,以齐梁体格为标准,那么,语言的清新艳丽也就为士子们必须掌握的技巧了。这两项虽然远远不能构成优秀的唐诗,但却不舍为学作诗的敲门砖。唐诗中五言律诗的数量最多就与省试诗的固定格式有直接关系。首联、尾联点明题旨,中间两联对仗工整,这似乎成了唐人运用最为自如的诗体。有了这一基础,哪怕作不出好诗,诗歌的鉴赏水平至少可以得到提高。元棋在《白氏长庆集序》中也记述其在浙东见到乡村学校的学童竞习歌咏,学习他和白居易的诗歌。这些都显示了科举为肥沃唐诗发展的土壤所作出的贡献。这种社会文化氛围在汉魏六朝封闭垄断的选举制度下是难以产生的。

然而正如王世贞、杨慎所言,省试诗又有与讲究风骨兴味、异彩纷呈的唐诗背道而驰的地方。诗者,吟咏惰性也,自有别材别趣。而省试诗题目呆板迂腐、规则死板繁琐,又有诸多禁忌,当然难以展现诗人的真才实学和生动真实的性情,于是就出现了全部唐代省试诗中只有一首半好诗的说法。

但严羽、王世贞、杨慎的视野毕竟都太狭窄了,他们皆忽视了科举对诗歌创作技巧以外的影响。




科举作为唐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内容,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注人了真实的情感。简单地区分士子们因科举而产生的情感无非是喜和忧。但或许是穷而后艺术规律的作用,与科举有关的挫折坎坷更容易激发士子们的诗情,不少诗人诗歌风格的形成也与科举对他们命运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贺短暂一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因犯父亲名讳而不得举进士;李商隐在得到令狐氏父子援手后才得以进士及第,但这也为他日后身不由己地陷人党争埋下祸根;杜甫24岁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便经历了一段浪游齐赵的狂放生活,35岁再次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到长安参加制科,结果李林甫的一句野无遗贤不仅使他和其他考生一起受到了愚弄,也从此开始了他漂泊困顿的人生。再看这些诗人的诗风:李贺唾弃世俗经验、日常规范,沉浸在诡异、神奇的个人世界中;李商隐诗迷离朦胧、缠绵徘恻的境界隐藏着诗人欲说还休、寂寞无援的身世之感;杜甫无缘为官,却在诗歌领域独步千秋,用血与泪铸就沉郁顿挫的诗风。两相对照,我们不难体会到形成他们诗歌独特审美风格、艺术特色的某些必然。毕竟人的审美趣味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心理上积淀的结果。

科举制还提高、巩固了文人的社会地位。随着进士身价的提高,进士们除了可以位极人臣、登显列常外,在民间还享受到愈加豪华的待遇,形成了一系列宴集游赏的活动,如曲江宴、杏园探花宴、慈恩雁塔题名等等。这些光彩夺目、使得长安城万人空巷的活动对读书人尤其是庶族子弟无疑是巨大的诱惑和动力,对整个社会而言也形成了对文学、文人崇尚艳羡的氛围。在《唐语林》企羡门中就有好几条因进士而发,上至皇帝宰相、下至落第士子概莫能外。这种氛围渐渐滋长了奢侈浮华之风,新科进士们常常目空一切,连当朝权贵也敢于唐突,以至于从武后朝开始就陆续有要求改革进士考试,即减少空有声律对偶而与经义时务无关的文学考题的奏请。安史之乱后这种呼声更高了,代宗时,以杨信为首的一批有名望的朝臣斥责举子们投刺干渴,驱驰于要津露己物才,喧腾与当代并明确提出全面废止科举制,切断一般士人投滕自举的道路。这个谏议最终因翰林学士答复进士行来已久,速废之,恐失人业而未行。科举与唐王朝兴衰的关系在此暂且不谈,在这一事件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一举子们用以干渴、显露夸耀的无非是文学才能,可见文学除了应付考试,对士子们的社交扬名有多重要。二经过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文取士的进士科已成为天下士子谋生的出路,也是统治者用以稳固大局、人心的手段,要想冒然改变而恢复汉代以人品经业为重的乡举里选是行不通的。当然,这里还存在历史的积淀作用。汉代的察举制以儒学礼教为重,品藻人物重德,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儒学渐渐衰弱,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到来了,一部《世说新语》展现了多少前所未有的自由奔放、自然率真、特立独行的个性,这些个性又与超群绝伦的文学才华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个世人向往的群体,文的自觉的时代也随之诞生。从此,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文彩彪炳都成为品鉴人物的重要标准。初盛唐的历代君主对文学、文士也都宠爱有加。这种深人人心的价值观、人才观要人为强行扭转是不可能的,所以,终唐之世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虽然遇到重重阻力,但最终还是延续了下去,并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骚客囊人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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