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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漂亮朋友》中的厌女情结 根据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指认，男权制炮制了有利于它自身存在的审美意识形态，即贯穿文学创作与批评理论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它在文学形象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厌女症(misogyny)。作为表达男性敌意、歪曲、贬低妇女形象的工具策略，厌女文学在整个男权制社会中普遍存在，其基本功能就是为了维护男性统治，强化男女两性各自的权力与地位。厌女症使文学作品中裸现的妇女形象，特别是男作家笔下的妇女形象走向虚假化、刻板化，这种话语暴力以不同的强度和方式出现在西方的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以至近现代，甚至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以及人们的评价中都无根本改观。可以说，文学中的男性独断论已内化为西方民族的一种深层情结，如“一男多女”模式、天使/女巫的形象再现、性过错中谅解男性与惩戒女性的双重标准等，这不仅使西方的众多神话意象充满性别对抗，面目可憎；而且使诸多经典力作陷入男权逻辑，形象可疑。可以说，对厌女症覆盖下的西方文学而言，这种“性别政治”对文艺审美的损伤不啻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化瓶颈和美学宿命。 刻板化：千面佳人与单面灵魂 莫泊桑作于1885年的长篇小说《漂亮朋友》凭借其力透纸背的人物描画和宏观再现，无比形象地还原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窳败、污秽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现实，尤其在政治经济层面体现了鲜明的历史进步性，卓越地完成了文学艺术透视历史脉动、评价社会伦理的意识形态功能，堪称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艺术奇葩，令人百读不厌。然而，这部在西方社会第一阶段的“性革命”浪潮(1830~1930年)期间面世的世界名著，尽管从历史文化背景(如理论、教育、妇女运动等方面)以及个人创作经验上具备突破厌女文学传统的种种有利条件，却在性别文化上出示了陈旧的性政治内涵，即《漂亮朋友》折射了作家女性观中安于男权文化现状，对女性形象充满戒备和敌意的一面。可以说，该作品既未达到作家此前对女性的认识高度，更无法和同时期其他理论家、作家在性别领域中的实践等量齐观。作家此前的长篇小说《一生》(1883)，描绘了贵族少女约娜幻想破灭的凄惨一生，生动地展现了男权主义下的女性创伤，具有同情、怜悯女性的灵魂透视力，体现了作家进步的伦理关怀和女性价值观。而放眼该世纪，风生水起的女性解放和女性文化变革更是蔚为大观，其间不仅涌现出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恩格斯等一些卓越的男性“性革命”理论家以及诸多引领女性解放运动的女权运动者；而且孕生了一系列描写资产阶级青年野心家形象的经典名篇，如《红与黑》(司汤达，1831)、《南塔斯》(左拉，1880)等，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如德•瑞那市长夫人、木尔小姐玛特儿以及南塔斯的妻子等，都是上流社会中有着善良、美好品质的女子，作家在此较少流露男性恶意，而是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她们的疼痛与自尊、失落与迷茫，形象鲜活可感、耐人咀嚼。相反，《漂亮朋友》虽然在张大题材视野以及开掘资产阶级野心家罪恶灵魂方面获得了空前成功，即如有论者所言：“在莫泊桑的全部创作中，它的社会画面最广阔，暴露最深刻，批判最有力。”然而，在性别方面它却充满了男性爱恶和主观臆断。书中的女性，无论是巴黎妓女还是名媛贵妇，也无论作者将其塑造得如何活色生香、千姿百态，她们骨子里都充满了作家浓厚的厌女情绪，裸露出千人一面、“淫娃荡妇”式的刻板印象，从这一点观之，《漂亮朋友》乃是一部地道的厌女文学作品，它深深地表露了作家力图将女性固定在他者之位的文化想象。www.laladyy.com 在小说中，这种厌女思想对女性的扁平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女人=性。主人公乔治•杜洛华猎获的三个上层贵妇无一不淫乱风骚、肮脏不堪。她们共同的道德罪状都是寡廉鲜耻，以有夫之身与人私通。德•玛海勒夫人是一位热情健谈、玲珑性感、熟谙世事而又任性顽皮、易委身他人又甘被欺骗玩弄的放荡女性，她热衷于和杜洛华冶游，以一身自欺欺人的女仆伪装，混迹于各种下层人消遣的地方，又惊又喜地消费着那里的暧昧和低俗。而外表娇媚秀雅，又颇有文采的弗雷吉埃夫人，实则巴黎上流情场中的一个“闷骚型”女人，她用廉耻与委婉包裹放纵，用矜持与理性凸显淫荡，一面扮演英俊夫君的红粉知己，一面红杏出墙、投怀送抱，不过她与爱慕帅男的德•玛海勒夫人不同，前者更看中情夫的地位。书中另一个备受作家嘲讽的女性是华尔特夫人，已年届40的她是巴黎上流女性圈公认的正派女人，原本一直忠夫，不料一旦引燃情欲，竟轰轰烈烈、难以自制，其丑态令人忍俊不禁。上述三位女性看似五光十色、姹紫嫣红，实际上都是匮乏痛感、灵魂单一的欲女，它虽有助于作家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暴露，却难辞其在妇女美学上的反动、虚假之咎。 其次，女人=物。毫无疑问，在经济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男女性欲无法转变为两性爱欲时，性关系的纯洁性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践踏和凌辱。在这方面，《漂亮朋友》的反思力度是令人瞩目的，其独有的叙人模式至今仍被奉为写实文学的圭臬。然而，借助女权主义批评的烛照，我们发现这种批判主题中实则敛藏着作家十足的男性敌意及其对女性的物化倾向。这在作品中主要体现为彼此纠结的两个层面。其一，杜洛华对女性的物化评价，它深层折射了作家对巴黎上流女性的绝望透视。作家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贪婪追逐女性物质价值的主人公形象，野心家杜洛华为了七万法郎的许诺可以向自己早已厌弃的华尔特夫人妥协让步，更会为了数千万法郎的金婚而毅然抛弃50万法郎的银婚。在主人公眼中，女人形同财富，无异于金钱。其二，作家对女性的物化书写。如果说杜洛华对巴黎贵妇的情欲批评，已带有强烈的厌女色彩，那么作家对无邪少女的色欲化与物化就进一步指证了自身的女性恶意及其艺术的非人化策略。例如，故事中小女孩罗丽娜(德•玛海勒夫人的女儿)对杜洛华的迷恋，就被作家诠释为她对帅哥的一种幼稚的情人关系。而杜洛华向华尔特夫人的女儿苏珊娜求婚，不过是将后者视为他实现野心、攫取大宗财富的工具和诱饵，而作家对无辜少女竟无丝毫怜悯和体恤，还充满揶揄地评价道：“他轻而易举地摘取了她那布娃娃似的浮荡的心。”可见，在《漂亮朋友》的叙人模式中，他对女性充满憎恶和冷漠，不是将其斥为欲女，就是将其污为非人，对其普遍缺乏同情和理解，且这两个方面常常相辅相成、不可分割。www.mz798.com 多维化：英雄的恶棍 上述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化并不是作家厌女症的全部，它的另一表征则是作品中男尊意识的展扬。首先，之所以说作家坚执男性立场，是相对于他对女性的刻板化而言的，即不同于小说中被一笔抹杀的荡妇群像，作家从社会、伦理及人性等视角对杜洛华这个青年野心家给予了多重还原，呈示了人物形象的二重性及其灵魂的粗鄙化过程，即相对于历史正义而言，他是不折不扣的恶棍，但相对于社会异化而言，他又是锐不可当的英雄。就前者来看，恶棍杜洛华是作家坚决摒弃的文化能指和劣根人性。作为帝国文化的海外见证，殖民活动在青年杜洛华身上施加了不可估量的复杂影响，归国后的他身上仍蠢动着殖民地下级军官为非作歹(勒索、杀戮部落土著居民)的狠辣作风，性格中充斥着种种不义与妄念、矛盾与对立。透过主人公的殖民经历，作家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其最终堕落的性格基质，而且严厉斥责了帝国军人在殖民地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从而有力抨击了殖民扩张的反动本质。当然，这只是杜洛华闯荡巴黎的身份背景，小说主要通过他勾画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个体发迹的罪恶肖像。它尤其体现在杜洛华打入上流社会所经由的情欲“历练”方面。正如有学者对这种“登龙术”所作的精辟分析：“他诱惑女性绝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粗俗的情欲，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女人做进身之阶，以获得金钱与地位。不管是妻子还是情人，他都视为自己升迁与发财的工具。”而就深度异化的社会体制而言，杜洛华这个道德上的侏儒无疑又是一位个体意义上的巨人，他在透骨的生存之痛中完成了人性的粗鄙化过程。在小说中，杜洛华每深入上流社会一步都伴随着自我良知的一次钝化：面对德•玛海勒夫人不无侮辱性的包养，他有着力图拒绝、努力还钱的道德初衷；面对秀美聪慧、丰满火热的弗雷吉埃夫人，他也曾抱以细腻的情爱想象，并认为：“一生惟一美好的事情，便是爱情！将心爱的女人搂在怀中，这便是一个人幸福的极限！”但上流社会的金钱法则，美丽佳人的淫乱与背叛，相继粉碎了他的道德良知与美好祈愿，他最终沦为欲望的机器与万恶的化身。透过他，我们看到了作家更深、更广的文化裁决，感受到了芸芸众生在历史权力、政治结构面前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其次，作品中的男性话语还表现在性过错中的双重标准方面。《漂亮朋友》中的性过错行为主要包括杜洛华与德•玛海勒夫人、杜洛华与华尔特夫人以及弗雷吉埃夫人与拉罗什——马提厄等三处。从情感倾向上看，作家对性过失双方的评价是有欠公允的，明显犯有男性中心文本所共有的情节弊病，“即男子在性方面犯了错误会得到文本的忽略甚至谅解，而女子却往往要进入痛苦和死亡的情节走势。”从发生在杜洛华身上或与之有关的几例偷情事件上看，淫棍杜洛华固然也在作家的批判之列，但从情节走向上看，每次艳遇不仅给主人公带来了情欲满足，而且增加了他通往上流社会的机遇和胜算。比如，弗雷吉埃夫人与拉罗什——马提厄的私通就是杜洛华觅寻到的一个抛妻借口，这起有损名誉的事件实则为他的辉煌“前程”铺平了道路。由此看来，鬼混于巴黎上流情场的杜洛华尽管厚颜无耻、遭人唾弃，却逍遥于作家的叙事惩戒之外，没有得到应有的伦理因果报应。反之，性过错中的女人们，不是遭情夫无情抛弃，就是沦为男人的性玩偶。总之，借杜洛华之手作家对这些放荡女人一一给予了严厉的性惩罚。这也许就是身为男性作家的莫泊桑所念念不忘的色戒！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920e458fb9d528ea81c779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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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