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皆出于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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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皆出于王官(古代之官学),其说当否?

:先秦诸子思想蔚为大观,诚为中国历史上思想发展极为畅旺之时代。其时百家争鸣,互放异彩。班固之<汉书艺文志>有九流十家之目,荀子有<非十二子>,及庄子有<天下篇>,及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旨>均可见先秦期间学术思想之发展概况。然据汉书艺文志所云,有诸子百家皆出自王官之说。案其原文是: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官;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

案古代学术寄于典籍,而典籍皆藏于官府。在古代学术为的族所专掌,且都是世袭的,所以古代的学术是官师合一,定于一尊。如司徒负责教化,理官负责刑法,礼官负责礼仪等,大抵上古代之官学就是一个个部门的专门知识。

在周室东迁之后,不止的动乱随之来临,大国吞并小国,原来世袭其职的各个官,不得不散落于民间,运用其专门知识来谋求生活。其结果是官学散而为私家之学,即诸子之学。这就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谓的诸子出于王官之说。

但近人如胡适颇不以「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为然。他的立论之根据是:诸子之学义宏深,仪态万方,不能只出于王官之学。且诸子之学中不少是反对贵族的,特别是墨子,若谓诸子出于王官,则不应出现诸子反对王官之学说。他进而提倡诸子之学,是由于当时社会出现问题,民生有疾苦,所以诸子的思想都是救时之弊,为解决时代社会之问题为其终极目的。因此,胡适用以取代王官之说的观点,可以说是基于社会学及从社会环境而立论的。胡氏之说似较班固之说为高明合理。然而,案班固所谓诸子出于王官,本来就不是十分肯定的,因此他用一「盖」字,来表示大约,大概的语气。其实,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并不是说诸子思想从逻辑上出自王官,而是事实上来自王官,即诸子之兴,其学说部分或来自王官之学的启发,而不是全部直接来自王官。故胡氏对王官之说的批评未免太认真了,其实班固也只是约略而言之。

至于胡氏所谓诸子之兴出于救时之弊,其实在<淮南要略>及<艺文志>中早有期说,算不得是创见。如艺文志云:「诸子百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如孔子之讥世卿(大夫的僭越无礼),墨子之明尚贤,着非攻;孟子之明王道,辨义利等,亦救时之弊之要术,济时之良策。

总的来说,无论前者的「诸子出于王官」,从纵方面立说;或后者「诸子起于救时之弊」,从横的立说,二者实可以并存而不悖,废其一端均未尽善。然二说均从外在原因立论,只能说明其后在缘起,而不能抉其内在主因。

牟宗三氏则认为胡氏所谓诸子之兴是要救时之弊,这种立说不能算错,但是不能深中要害,搔不着痒处。牟氏认为诸子之兴,固然是针对若干问题,但亦有普遍核心注意的问题。如儒道墨法四家,它们所倡之理论,均对着「周文」(周代由周公所建和发展的一套典章礼乐制


度)而发的。

如孔子曾说周代之文制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然周代制度,自周公发明创制之后,固然日趋明备,然到了春秋时代,周文渐渐失效,即「周文疲弊」,即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诸子的出现,基本上其讨论核心的问题,或时代问题,实在是指周代的典章制度,礼乐文化而言,而不是泛指什么时代动乱,民生疾苦。

孔子代表的儒家,对周文抱着是肯定的态度,儒家学术就是要使周文重现生命力,于是提出仁的概念,画龙点睛,使僵化了的礼乐文化重现其人伦日用之价值。墨家对周文则采取否定的态度.他用功利主义的态度来批评周文,认为礼是不平等的,别亲疏的,且礼乐生活毫无用处,故大力反对。道家也反对周文,认为它不过是外在的形式,会束缚人性,故道家主张以自然主义来取代违反束缚人性的礼乐文化。最后是法家,法家也否定周文,而用很实用的态度,从政治上,事功上着眼,以期解时代的问题。

综上所见,牟氏对先秦着子的发生可谓烛照幽光,一语中的,补充和发展了前人的不足之处。然而,牟氏之说仍不能全面地说明诸子的发展。今人钱穆则主从王官之学的衰败过程来把握诸子学的产生,他认为诸子学的产生与贵族之学的衰败有密切的关系。其说认为在古代民间未有著述,大抵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王官之学就是史与礼之结合。后来由于史官流落民间,和礼的瓦解,使王官之学走向衰败,才为诸子之兴提供了一个前提。钱氏进而谓诸子学之产生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互动,故班固所谓九流十家之目是不能拘泥的。钱氏列举了多项的例证,证明先秦诸子之间多有出入(即互相师承),可以相通。兹试引两三例子。如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故墨源于儒,儒墨相通。(如儒墨都重诗书)又如李克是子夏(孔子弟子)的弟子,吴起亦学于曾子(孔子弟子),而李与吴并为兵家,可见儒家与兵家亦相通。又如韩非学于荀子,而史记有<老庄申韩列传>,可见,法家与儒家及道家是相通的。

从上例可见,诸子之兴,是由于师友之传受,学术互相竞争,互相取长舍短,共同发展而形成诸子百家的局面。故先诸子并不是出于王官之一源,而是交光互映,故钱氏反对诸子之出于王官的单纯看法,而只可以说「王官之学衰,而诸子之兴可也;谓诸子之学一一出于王官则不可也」这是钱氏从考镜源流的方法去批判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的。

总结:先秦诸子之兴,王官之说大约只可以说明古代学术的状况是官师合一的,但不能证明诸子之兴起。故应从牟氏及钱氏之说去探究先秦诸子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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