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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府赏珍——一位清王爷的文房雅趣 作者：陈圣泓 来源：《收藏/拍卖》 2012年第6期 文、图：陈圣泓 定府赏珍 一位清王爷的文房雅趣 明清两代景德镇官窑所产御用瓷器，是收藏界的稀世之珍。王公贵胄家族所用的精美瓷器，除少数出于帝王赏赐者外，大都是出于专门定制的佳品，这类瓷器，有一个特定的名称，业内称作“官古器”，实质是民窑中的顶级之作。再略次一等的，称为“假官古器”，即指可以假充官古器而质量较官古器稍差的器物，实质也是民窑中的上乘之物。官古器通常在底部书有斋堂号，如“敦仁堂”、“白玉斋”等，“行有恒堂”，即是其中之一。 “行有恒堂”主人为清代定郡王载铨。爱新觉罗·载铨，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卒于咸丰四年（1854），号筠邻主人，室名行有恒堂、恒堂、世泽堂等。他是高宗皇帝乾隆的玄孙，他的曾祖父是乾隆长子永璜（1728-1750），永璜死时年仅二十多岁，被追封为定亲王，谥“安”。清代封爵第一等为“和硕亲王”，简称“亲王”，第二等为“多罗郡王”，简称“郡王”，初封时另有封号，永璜的封号即为“定”，子孙得以世袭此封号。至载铨袭爵时，即为多罗定郡王，简称定郡王。 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根据《爱新觉罗宗谱》、《宣宗成皇帝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等清代档案资料整理的载铨年表可知其主要履历如下：嘉庆十二年（1807），为上书房伴读。十六年，为御前侍卫。十七年，为尚茶正。十九年，为正黄旗蒙古副都统。二十一年，为二等辅国将军。二十二年，为内阁学士。道光二年（1822），为正红旗汉军都统。三年，为二等镇国将军、火器营总统大臣。五年，为健锐营总统大臣。十一年，为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二年，为内大臣。十四年，为御前大臣、礼部尚书、经筵讲官。十五年，为奉恩辅国公、工部尚书。十六年，奕绍死，载铨袭爵为多罗定郡王。十七年，为镶白旗满洲都统。十九年，为宗人府宗令。二十六年，为玉牒馆总裁。咸丰二年（1852），为步军统领。四年去世，追封和硕定亲王，谥“敏”。 载铨是道光末年受皇帝宠信的股肱大臣，道光去世前，诏为顾命大臣，是朝廷中有实权的人物。鸦片战争前后，道光朝野就存在以穆彰阿为首的满官派系、以潘世恩为首的汉官派系和以载铨为首的皇族派系。这三大派系之间，虽然时有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在道光皇帝的掌控下，基本得以相安无事。道光去世后，文宗咸丰皇帝即位，载铨倚老卖老，日益骄纵，遂于咸丰二年（1852）六月，因“《息肩图》案”，受到给事中袁甲三的上疏弹劾，被罚俸罢职。《清史稿》卷221《高宗诸子》记载载铨生平，主要记载的就是这一段历史。载铨权重一时，而载入《清史稿》的却是这样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这一方面固然是《清史稿》修撰的粗疏，另一方面，也可见《息肩图》一案在当时的较大影响。要了解载铨其人，就必须对《息肩图》案始末有所认识。 民国笔记小说《凌霄一士随笔》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息肩图》案”的始末，是了解此案的重要资料。其大致情况是这样的：载铨为道光皇帝所倚信，身居要津，但咸丰帝即位后，宠眷渐衰，因此心中有所怨望。于是载铨请人绘制了两幅《行乐图》：一幅为《曳车图》，画一老叟曳车之状，顾名思义，是比喻自己曾身担家国重任，曳以前行的意思；另一幅为《息肩图》，绘自己作园叟状，倚花担而立，旁边点缀竹石，寓意自己鞠躬尽瘁，今得卸责，可以逍遥田园之中。载铨为两图亲自题诗七首，又索知交权贵题和，并将两图分别仿绘在折扇上，兼以细楷誊录友人的唱和之作，分赠和者。载铨的自题诗颇有牢骚意味，如：“力倦长途只自怜，苦无旁贷慨羁牵。任劳从古皆如此，释担于今见有焉。张翰思莼归隐日，陶潜对菊遂初年。白头不作宵征计，袖手花间得息肩。”和诗的有成亲王、宰相潘世恩父子、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以及后来的户部尚书祁寯藻、柏葰等人。 在法制严苛的封建清朝，这样不合时宜的画和诗作流传于外，是颇有危险的。果然，咸丰二年六月，给事中袁甲三上疏弹劾，称：“载铨营私舞弊，自谓操进退用人之权。刑部尚书恒春、侍郎书元潜赴私邸，听其指使。步军统领衙门但准收呈，例不审办，而载铨不识大体，任意颠倒，遇有盗案咨部，乃以武断济其规避。”（《清史稿》）弹劾载铨的袁甲三，向以“好弹击，颇著直声”闻名，“其劾载铨肆意妄行、不恤物议诸款，词甚峻厉”（《凌霄一世随笔》）。疏中又说载铨广收门生，外间传闻有“定门四配”、“十哲”、“七十二贤”等说法，指其朋党为奸。而宗室结联政要，是大清律例严格禁止的。咸丰诘问载铨广收门生有何证据，袁甲三遂奏称：“闻载铨绘有《息肩图》一卷，题咏甚多，凡属门生，均系师生称谓。应请旨饬令载铨将所藏《息肩图》呈出，则某人为门生，历历可数，无从含混矣。”（《凌霄一士随笔》）于是载铨只能将《息肩图》呈上，咸丰看了，谕旨曰：“诸王与在廷臣工不得往来，历圣垂诫周详。恒春、书元因审办案件，趋府私谒，载铨并未拒绝。至拜认师生，例有明禁，而《息肩图》题咏中，载龄、许诵恒均以门生自居，不知远嫌。”（《清史稿》）于是，下诏“罚（载铨）王俸二年，所领职并罢”（《清史稿》）。同时受到此案牵连的还有载龄等人。 在清代众多残酷的文字狱中，“《息肩图》案”可以算是很微末的一件，也没有造成血雨腥风的杀戮，但事关宗室至亲，故仍为时人胆颤。虽然此后载铨仍有启用，但两年后，即病作去世了。权重一时的顾命大臣以这样黯淡的结局匆匆收场，不禁令人唏嘘。其实，据《凌霄一士随笔》的推测，袁甲三弹劾载铨，可能是咸丰皇帝授意的。因为早在此前，钦差大臣李星沅去世，诏翰林院撰祭文、碑文进呈，咸丰朱批认为夸奖过当，严加申饬，袁甲三在当时就很合时宜地上书请夺李星沅的谥号。所以说袁甲三的投机取巧、善于迎合是有前科的，故袁甲三疏劾载铨，或疑即为咸丰帝授意。大臣权重不受约束，新任皇帝要加以弹压，杀鸡儆猴，以巩固自身的统治，这几乎也可以算是封建时代老掉牙的故事。所以这一推测，不能说没有道理。在亲贵中，载铨颇有风雅之名，喜吟咏，有诗集《行有恒堂初集》二卷传世，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行，今国家图书馆有藏。徐世昌所编影响极广的清诗总集《晚晴·诗汇》中，亦录其诗四首，可见其诗有一定的成就。但载铨为人处世所引起的非议，恐怕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袁甲三同时并劾刑部侍郎书元谄附载铨的罪状，其中引用了当时流传京师的一幅对联，联曰：“知止而后有，小有才必酿大患；尽信不如无，下无法何以上人。”上联引《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一语，藏“定”字，影射定郡王载铨；下联引《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一句，藏“书”字，影射刑部侍郎书元。这巧妙的藏字联讽刺二人，是载铨等人深被物议的明证。 载铨平生好蓄瓷器，《凌霄一士随笔》说：“定府行有恒堂款识诸瓷，为道光朝瓷器最佳者。今琉璃厂古玩肆所称有恒堂，即指行有恒堂而言。星槎所藏之扇，骨镌‘道光戊申夏行有恒堂制’字样，亦定府自造之品。”这一段话，可见定府瓷器珍玩在后世藏家心目中的大名和分量。关于行有恒堂款的陶瓷器之研究，故宫博物院郑宏先生撰有《“行有恒堂”款器物生产年代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4 期，有较为细致的讨论。郑文说：“目前带‘行有恒堂’款的紫砂器除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紫砂壶和国家博物馆收藏一件紫砂火锅之外，其余大量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行有恒堂’款瓷器8 件，紫砂器有7 套11 件。”八件瓷器为：“粉彩花卉纹罐”、“米色哥窑扁瓶”各两件，“茶叶末釉罐”、“粉彩梅花题诗纹茶碗”、“粉彩折枝菊花纹小尊”、“粉彩折枝梅花纹小尊”各一件。十一件紫砂器为：“紫砂挂釉梅花纹菊瓣碗”、“紫砂挂釉梅花纹菊瓣盘”、“紫砂挂釉梅花纹勺”、“紫砂诗句壶”各两件，“紫砂仿古尊饕餮纹橄榄式瓶”、“黑砂凸雕花卉蝙蝠纹把杯”、“紫砂梅花纹盖碗”各一件。这些陶瓷器，基本都是道光年间所制，其中“瓷器胎体洁白，釉彩鲜艳，制作精美，与同时期的官窑产品几乎没有区别”（郑宏）。道光时期正是载铨最鼎盛的时期，定府陶瓷器的大量定制，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显然是有关联的。 “行有恒堂”不仅有定制的文玩器物，也有珍贵的书画收藏。在刚刚落槌的2012 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中，清代宫廷画家蒋廷锡作品《仿宋人勾染图》册、《仿宋人设色图》册共以4715 万元人民币高价成交，创画家作品拍卖纪录。蒋廷锡是学问渊博的文人，又是清代康熙、雍正朝位高权显的重臣和清代中期最重要的宫廷画家，这自然是作品高价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从其上藏印看，它先由康、雍、乾、嘉诸帝收藏，后在道光或咸丰时赏赐出宫，其中有一款“曾存定府行有恒堂”的藏印显示出二册均由亲王载铨私藏。在博物馆和艺术品收藏领域，同样有钤有“行有恒堂”收藏印的书画作品，可见其藏品之一斑。 上海博物馆藏有赵孟頫《送秦少章序》行书卷。此卷纵25.7 厘米，横222.5 厘米，为赵孟頫行书宋代诗人张耒（文潜）《送秦少章序》之文。卷后有清代成亲王永瑆以及刘墉等人题跋，卷前后钤有“载铨私印”、“行有恒堂珍藏”、“定郡王章”等印，可证曾经载铨收藏。 此外，目前所知的定府藏书画还见有董其昌《峒关蒲雪图》、王翚《荷庄清夏图卷》、俞榕《梅鹤延年图》等，均有“行有恒堂”之藏印，这些作品多出名家之手，水准一流，可见载铨的书画收藏，亦有不俗的品味。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99633f76d8ef5ef7ba0d4a7302768e9950e76e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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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