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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屈赋论争的批评学意义 发生在汉魏时代的屈赋论争,涉及到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刘勰等文论家、批评家、史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批评史上颇有地位和影响。它正确评价了屈原及《离骚》的文学功绩和价值,树立了“楚骚”文学传统及经典地位,有利于文学向本体地位的回归,亦有利于对文体分类的认识并促进其发展,动摇了以“经”论诗的惯例,开创了以“诗”论诗的风气。同时,它充分显示出文学批评的成效和作用,引发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的产生。 这场论争的焦点就在于屈原《离骚》是, 依经还是异经,即围绕着屈原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的。依经据典就是这场论争中各方的基本思路和观点。首先是刘安对中各方的基本思路和观点。首先是刘安对屈原进行了肯定性的评价,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刘安的话说,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刘安对屈原的肯定是建立在“依经立义”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认为屈原的创作吻合经书,它兼有《诗经》中《国风》和《小雅》的“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优点. 司马迁为屈原立传基本上也是沿袭刘安的思路对屈原加以赞扬的。他指出:“(《离骚》)上称帝,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 1 \* GB3 ①司马迁与屈原有类似的遭遇和经历,因而在评价时充满了同情、赞扬之情;但司马迁并非完全从个人遭际出发来评价屈原及《离骚》的,他确实看到了文学创作的深层动机和原因,把握住文学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从具体的批评对象来说,他也从深层次上把握了屈原及《离骚》的深刻内涵和突出的个性特色,不乏深思和远见。 对刘安、司马迁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不满从而对屈原及《离骚》作出否定性评价的是班固。班固首先在《汉书·扬雄传》中描述扬雄对屈原的态度:“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 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 一卷,名曰《畔牢愁》” = 2 \* GB3 ②班固借扬雄表达了对屈原的悲惨命运的同情,但则认为屈原应该认命,不该怨刺。班固用“露才扬己”的论断来评价屈原,无疑带有强烈的否定性. 班固的屈原的“露才扬己”的评论在文坛引起很大震动,也引起了不少反驳的意见。最有代表性的是王逸,他在《楚辞章句序》中首先肯定屈原及《离骚》:“而屈原履忠被,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义,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 = 3 \* GB3 ③王逸承袭司马迁的“怨”说,肯定了屈原的人格人品及其“怨”的创作动机和创作主旨。 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可谓这场论争的全面总结,将屈原及《离骚》的讨论引向高潮和走向深入,也为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定下了基调。刘勰首先从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的论争谈起,进行评论,尤对班固的“露才扬己”说进行了批评。经典者也。” = 4 \* GB3 ④刘勰显然是采取了辩证的方法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作出评价。刘勰采取了辩证的方法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作出评价同时,在这个评价中也贯串着刘勰的“通变”观。所谓“通”就是要继承,要宗经,要“参古定法”,因此合“经”之四事就体现出“通”。所谓“变”就是要革新、新变,要“望今制奇”,因此异“经”之四事就体现出“变”。 汉魏时期的这场有关屈原及《离骚》的文学论争对文学和文学批评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归而言之,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正确地评价了屈原及《离骚》的文学功绩和文学价值。 其二,树立了屈原及“楚骚”文学传统及文学经典地位。 其三,有利于文学回到本体地位中来,强调了文学的文学性。 其四,有利于对文体分类的认识和促进文体的发展。 其五,动摇了以“经”论诗的惯例,开创了以“诗”论诗的风气。 这场对屈赋评价的论争充分显示了文学批评的成效和作用,尤其是对屈赋的正确批评,使屈赋的价值得以实现,文学地位得以确定。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99de477e6094dd88d0d233d4b14e852458fb39f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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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06
![[疑团,屈赋中]女之谜：屈赋中的一个疑团](/static/wddqxz/img/rand/7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