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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剑桥中国隋唐史》 在老师的力荐下我兴致勃勃地读完了《剑桥中国隋唐史》。我们知道《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而《剑桥中国隋唐史》是该众书的第3卷，主要论述的是隋唐时期的历史风云，是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是于1979年在伦敦出版的。这本充满了智慧的而又严谨有加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剑桥中国隋唐史》全书分为十章。分别是《导言》，《隋朝（581-617年）》，《唐王朝的建立：唐高祖（618-626年在位）》，《唐政权的巩固者唐太宗（626-649年在位）》，《高宗（649-683年在位）与武后：继承人与篡位者》，《武后、中宗和睿宗的统治（684-712年）》，《玄宗（712-756年在位）》，《中唐和晚唐的宫廷和地方》，《晚唐的宫廷政治》和《唐朝之灭亡财政问题、乡村的动荡和民众叛乱》等部分。正如李斌成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译本前言中说到：“本书是一部结构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可自成一家之言。相信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为参考。” 整本书的特点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例如对于隋炀帝其人，历来被封建史家贬为庸庸碌碌一事无成的残暴君王。近年来，虽然有一些学者肯定了他营建东都、开凿京杭大运运河、完善科举制度、开拓并巩固隋帝国的疆域等事迹，但总的来说，仍是褒扬多于贬低。出人意料的是本书却给炀帝以极高的客观评价。尽管作者也承认炀帝骄奢淫逸、好大喜功，但并不认为他是中国帝王中是最坏的。结合当时社会背景，其实他并不比别的皇帝更暴虐。反而炀帝很有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也是一位独具风格的散文家，还有点像政治美学家，很适合巩固其父开创的伟业。本书认为，在589年平陈时，他在建康的行为堪称模范。其后他在促进南北文化再统一，向北方介绍南方佛教传统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唐代的繁荣，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继承和改善了炀帝所开的运河。运河促使杭州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并提高了运送军队和供应至任何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区的能力。在谈到炀帝被否定的原因时，作者认为这是儒家修史者给他抹黑和民间传说对他歪曲的结果。又如李林甫此人历来受到责难，被视为“口蜜腹剑”的小人和促成李唐由盛而衰的罪魁祸首之一。本书虽然没有否认李林甫善搞政治权术，但同时还指出他是务实的政治家、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唐玄宗统治时期许多重大而有价值的改革，都是在李林甫和张九龄当宰相时进行的。李林甫时代彻底修改了整个税制和地方费用规定，使财政制度更切合地方实际。这确是一大成就。他修订的所有法律典范，至14世纪初仍保持其权威性。李林甫的改革使朝廷行使权力比以往更加顺畅、更加高效。李林甫执政时的政府对外连续取得了辉煌胜利。在姚崇、宋璟和张说任宰相时，首辅宰相是在积极参与政务的皇帝手下工作。然而我们心照不宣的是在李林甫漫长任期内，唐玄宗已不再起积极作用。故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姚崇等人全面，杨国忠根本不能与他相比。有人说李林甫任宰相前与张九龄不和，因为后者反对他擢升，这种意见并无确证。所谓他的入相与武惠妃有关和他与裴光庭之妻私通的传说，都可能自出虚构，因为当时史家大多仇视李林甫，所以尽量给他抹黑。 其二是它弥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很多的薄弱部分，甚至是空白。以往的隋唐史，讲帝王的事件较多，其他历史人物的少。本书对从唐高祖直至唐末的几乎每代皇帝在位时期的宰相、大臣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都做了简要论述，从而大大地充实了当时政治史的内容。另一方面本书在指出唐后期史料缺乏的同时，又尽量发幽钩沉，积极探讨过去隋唐史研究中涉猎较少或无人问津的研究课题，给人们描绘出唐后期比较清晰的轮廓。例如书中对唐德宗时崔造提出的以重新确立和加强中央职官权力为目的的786年改革、唐宪宗时裴垍的税制改革，以及885年李克用进攻长安时唐僖宗出逃情况等问题的论述，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其三是《剑桥中国隋唐史》在论述隋唐史的时候，没有仅仅局限于隋唐史本身的简单讲述，而是把隋唐史放到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自汉代到宋朝的历史长河中去研究。例如在讲解隋唐时期全国统一的问题时，该书就从秦汉帝国的崩溃、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五胡十六国、南北分裂、隋唐统一、五代十国，一直讲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国。又如在论述安禄山引发的“安史之乱”及地方势力的藩镇割据时，也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就事论事，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强调统一、反对分裂这一重大趋势的切入点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其四是该书非常重视史料真伪性的判断和专题研究的严谨性，并且广汲取取了各国有关中国隋唐史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言的那样，它对有关隋唐时期史料的来源、性质和价值等，结合当时历史社会背景，做了比较深入详实的分析，既指出了有关史料的珍贵价值，也指出了为尊者讳等传统习惯的缺陷。从本书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史料既不轻信，同时又十分重视对原始资料的鉴别和使用。正因为《剑桥中国隋唐史》是根据自己慎重选择过的较为可靠的历史资料来论述的，所以它的论据比较扎实，整个文章显得严谨有加、真实可信。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本书在所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例如在这本书里当论述到隋唐时期的农民起义时，除了宣称裘甫的反抗为“真正的民间农民起义”外，把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民间的起义都称为“叛乱”。而其他反抗官府压迫的人也几乎一律被称为“盗匪”。 本书在结构上也有不足之处。有些史事当写未写或少写，有些可写可不写的则多写。又如五代十国时期只写了后梁、后唐两国朱温和李克用的传记式的史事，而对后晋、后汉和后周只字未提。对十国的楚、南平、南唐和后蜀也未提及。对北汉只一笔带过。对吴越、吴、南汉和闽的叙述仅寥寥数语。只有前蜀的内容稍为详细一些。整个五代十国的篇幅仅六千余字，而唐玄宗一章就长达十万言。另外，本书各章衔接得不够紧密，出现了重复叙述同一人事的现象，重复二三次的不乏其例，而对“安史之乱”的重复叙述就更多了。又如这本书的战线拉得太长，读着读着就成了自己要读完这本书，而不是简单纯粹的读书。读历史类书籍，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同一段历史要通过不同史学家的作品中去比较了解。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位历史学家也会有一千部不同的历史著作。总体而言，这本《剑桥中国隋唐史》比不上前一本《剑桥中国秦汉史》。 在对《剑桥中国隋唐史》有了整体的把握后，我们再来详细讨论几个问题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首先就是官员的身世背景以及彼此之间的政治斗争。几乎无一例外的隋唐两代满朝文武皆是北方贵族后裔或者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豪门望族。隋文帝杨坚是后周皇亲，唐高祖李渊乃西北传统贵族似乎还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李渊先世乃八柱国之一的李虎。（西北著名的陇西李氏，出自五世纪初年统治过西凉小王国的王族。汉李广的子孙在敦煌世代为郡守。）李虎558年被封为唐公。572年李渊世袭了爵位。其又通过他的母亲同北周和隋两家室有着紧密的关系。李渊581年开始充当隋文帝的侍卫，后陆续作中国西北战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后被召回京城任要职。而其他官员取得官位的基本途径也是祖宗福荫官员举荐等等，比如唐朝后期三品以上官员即可指定一子继承自己的仕途。虽然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度，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创新，增加平民入仕的道路（虽后来为了思想管制逐渐迂腐化），但是寒门之中能供养起多少书生科考？朝中大臣几乎都是前朝传统贵族以及皇室的儿女亲家，至于位高权重的几位更是大多为皇室关系几位密切的家族。即使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及第士子地位有所提升，但哪一个又不是地主豪绅之后呢？想起前一阵疯传的今天寒门难出贵子，不禁想到哪朝哪代又不是呢？ 其次是汉王朝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周边的诸多少数民族。食肉的民族总是比食草的民族怀有更多不安定的冲动，也具有更强烈的弱肉强食的天性，而少了中原汉民族文明的教化。游牧民族的野心勃勃和蛮夷各族的居心叵测的心态，落后的文明也必然使得他们反复无常、夜郎自大或者俯首称臣。他们似乎也在对汉族的反复斗争中明白，虽然中国人一直面临着少数民族的威胁，但是他们永远无法征服中国，逐渐他们的目的也不再是长久争睹中国的领土，而是对边境地区进行突然袭击以掠夺粮食和其他物品，并掳俘居民为奴。中原王朝的姑息政策往往会使他们更加放纵，因此历代王朝对待少数民族的做法是建立初期联姻送钱修养生息，经过几十年的积攒一下再把你打得死死的往北往西逃窜的找不到影儿。然后在少数民族中扶持亲汉势力，挑拨种族内部斗争彼此消耗，玩手段。如此看来少数民族确实不是汉人的对手。 另外作为建筑学子，我格外关注长安城的有关介绍。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历史名城长安城其实是起源于隋代的大兴城。它的最初设计者是宇文恺。此人是当时搞建筑工程的最杰出的行家之一。最终建造的国都规模空前，设计新颖。“新城位于旧长安的东方和南方。夯实的外围土城呈长方形，按罗盘方位布局但面南，东西长5.92英里，南北宽5.27英里。城内按职能分成四区，皇城位于中央，背靠北城墙，内为皇帝的居住地、太极殿、宫廷、几个小议政殿和宫内侍从的居所。皇城南面隔着宽阔的斜坡是另一围有城墙的区域，那是行政城，政府各官署就分布在其内的街道上。行政城为一项创新，因为以前的国都与近现代的巴黎和伦敦相似，政府的建筑分散在城的其他区域。在这两个建筑群和外城城墙之间，排列了108个有长方形围墙的建筑群（这一数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即九天之数乘以十二时辰之数）；其中106个为供居住的坊，排列在11条南北向和14条东西向的大道上。各坊坊内有两条街，交叉呈十字形，坊四面的中央各有一城门。另外两个有围墙的建筑群为市场，一在西城，一在东城。它们是有官监督的城市商业中心。城的主轴是一条南北向的宽阔大街，它从正北有五个门洞的主门通往行政城的中南门。如果一个官员取得了能够通行的官品，他就能穿过行政城直达皇城巨大的南门广阳门。隋文帝就是在此门楼上俯观战败的陈朝显贵的。京城和皇宫都以隋文帝在称帝前所受的封地命名，因此称大兴城和大兴殿（作为隋朝的都城，大兴之称富有吉祥之意，它可能使人想到“大兴”早已消失的汉朝光荣的业绩）。”（《剑桥中国隋唐史·隋代面临的大问题》）根据这些详实的资料介绍我们可以对大兴城有个全面的、宏观的认识。 当然据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当年村落被清除，城墙拔地而起，城市的外形刚刚构成时，文帝就迁入（皇宫首先完工）时节的景象：此时正值583年阴历三月。在有些人的眼中，此城的宏伟轮廓对一个掌权未满三年的君主来说，未免有些铺张。杨坚也知道它的内部空荡荡，缺少人居住，于是采取种种措施吸引人们前来定居。于是他命令诸王子和皇亲国戚在城的西南部建造他们的王府，以推动其他人也来营建。他向捐助和建造佛寺的任何人都赏以御制牌匾。有一史料记载，某人拆除其旧长安城中的房屋，以木料建造新城的寺庙。文帝亲自把最佳的位置留给京师佛道寺观：在南北大道的东面，大兴善寺占了整整一个坊。穿过大道，在较不繁华的西面则为道教的玄都观。到了文帝执政的末年，他眺望其国都，可以看到100多座佛道寺观。随着陈之灭亡以及它的精英从其国都迁到大兴城，那里的居民无疑增加了。但在文帝末年，甚至可以说到隋亡之时，城的大部分地区仍无人居住，也未竣工。近代发掘的遗址经确定是隋都外城的一段，发掘者发现城的建筑有赶时间的迹象。直到伟大的唐帝国继承隋朝，并改进了京城与广袤而相对稳定的帝国各地的交通，此城才得到充分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隋朝初期如此规模的建都工程表明了隋的创建者及其顾问的信念，即他们相信他们的王朝会比以前的政体具有更大的影响，更能长治久安。至少关于前一点，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因为唐朝继承他们以此城为都，并在此地统治中国和整个东亚几乎达300年之久。 在通览整本《剑桥中国隋唐史》后，它传递给我的不仅仅是让我受益终身的知识还有那孜孜不倦做学问的精神和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及重要人物的严谨态度。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a0742354a8114431b90dd8c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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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