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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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理念

作者:朱兴梅

来源:《农村-农业-农民·下半月》 2019年第9



朱兴梅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社会治理受到高度重视,在社会建设中进行了持续的理论概括和深入的实践探索。“社会治理”理念也经历了“国家(政府)管理——国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不断深入改变。早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就提出“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到近年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进一步指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这些要求表明,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治国理政的现实需求,也是基层社会依法治理的实际需要;更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要前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尤其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更被赋予更深层次的要求。

一、社会治理的本质内涵

治理,原本是一种公共管理方法,最初源于西方理论界在反思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寻求三者之间有效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概念。因此,最初的界定是:“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包括相关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包括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管理社会事务、公共事务的方式总和。具体而言,治理即协调,本质是持续的互动。核心理念即治理权威主体的多向度;强调“政府权威的非唯一性”,即治理的社会载体是社会自治组织,强调治理的意义在于实现民主的现实形式等。

深入理解“社会治理”,还要将“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两个概念区别开来。“社会管理”这个概念,主要指社会公权力主体为协调社会关系正常运行,对整个社会系统、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各构成要素进行协调、组织、平衡等的整个过程。而“社会治理”则侧重于各个社会自治组织主体(包括各级政府、各社会组织、自治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多元平等主体,通过合作、竞争等互动沟通方式,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社会公共组织、公民个体、公共生活等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社会治理效果最大化的过程。通过对此二者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社会管理”侧重于“管”,实质在于权威管治,易形成以权力为导向的自上而下的人治状态。而“社会治理”侧重于“治”,实质是合作共治,目标是形成以权利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法治状态(或无为而治),最终目的是形成“以每个人的自由法治为一切人自由法治的条件的联合体”。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理念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深厚的社会治理理念,主要体现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领域当中。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的主要代表流派有“天道治理理论”“王道治理理论”“霸道治理理论”三大领域。这三大“治理”理论曾被商鞅概括为“帝、王、霸”三术。

(一)“天道”治理理念

“天道”治理理念本质上即道家治理理念。它强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往古代思想家,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天道”理念往往侧重于强调“重生”“贵己”思想,强调要重视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主张“无政府”“极小政府”状态,宣扬“小国寡民”。


“天道”治理思想家们系统阐释了如何处理天下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强调既不能牺牲个人利益利于天下,“损一毫利天下”,也不能牺牲天下利于个人,“悉天下奉一身”。认为只有正确处理天下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实现“天下大治”的总目标。这个观点从古代杨朱的“重生”“贵己”“轻物”到老子代表性的“无政府”“小国寡民”都可以看出来,其思想要领就是寄希望通过“无为而治”的治理模式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目标。

(二)“霸道”治理理念

“霸道”治理理念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当中。法家思想家们主要从人的自私本性和利己动机出发,强调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轻视“个人利益”“个人自由”,转而要求加强“集权统治”和“权威政府”的作用。

“霸道”治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韩非子。他的思想典型体现为继承总结先秦法家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治理理论。这一思想的核心是:人口的增加、财富的增产和社会水平的提高导致了社会竞争的加剧,进而导致社会矛盾的增多(主要体现为封建社会君民矛盾和君臣矛盾),从而使得“无为而治”治理理论的失效,得民心、顺民情与仁爱等理念无法实现社会的有序,必须采用法家“法、术、势”为核心的集权治理。社会上萌发出现了严刑重赏和权威震慑的治理方式,形成了古代封建社会依法治理与集权管理模式相结合的动态社会治理理论。

(三)“王道”治理理念

“王道”治理理念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当中。传统儒家思想强调“自上而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管理与“自下而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迄今为止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治理理念。

古代“王道”治理理念强调重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其主要体现在封建社会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上,实质上是关于重民、爱民、利民的“民本思想”的总和。“王道”思想从商周时期开始萌芽,历经多个朝代直至清朝,其间经历了多种形态的发展、变化和演进。但是,无论它的表现形式是“民为邦本”、以民为本的民本形式,还是“敬德保民”、以民为重的民重形式,还是“民贵君轻”、以民为基的民基形式,“利民”“富民”、让利于民的富民形式等,都明确显示出了“王、国、民”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鲜明揭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仰赖国君与百姓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古代中国思想家中,孔子、孟子是“王道”治理思想的集大成者,明确主张国君治理国家应当实行“仁政”“德政”,要求“为政以德”,曾经比喻“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认为“桀纣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要“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对比传统文化当中几种社会治理理念的典型观点,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西方普遍公认的观点认为,社会决定国家的产生、发展和灭亡。例如,在国家管理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认为,国家只是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存在,国家的整体有赖于社会自身的运行意志的引导和制约。国家意志与社会意志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言:“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因此,在国家、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马恩将国家政治与社会治理之间的互动演进分成了几种形态,也为我们探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当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加强党和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就需要从其理论源流中进一步寻找思想


的理论活水和养分,不仅需要从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中进一步寻找养分,更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治理思想汲取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思想理论基础。总体来讲,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社会治理理念,是“天命——王命——民命”关系的产物,其中也蕴含着一定程度上关于社会治理合理、恰当的理念、思想,对于我们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加强农村依法治理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李培林: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有三大区别.[N].中国社会科学2014.3.24

[2]郭凤英:“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136

[3]刘明: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研究.[J].党史文苑.20074

[4]新时代阶段性特征的辩证逻辑[J].张永.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01)

[5]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基层治理结构的完善[J].周晓丽,陈艳.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单位:新乡市委党校)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a0f5c4e3a100a6c30c22590102020740bf1ecdc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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