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觉醒年代》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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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觉醒年代》有感-读后感大全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那么,“南陈”与“北李”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他们的第一次“交手”,谈论的是什么问题?剧中一开篇,就展现了陈独秀与李大钊相识的过程。

1915年,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进步留学生李大钊、高一涵等与主张复辟帝制的学生张丰载、刘一品等开展激烈辩论。李大钊慷慨陈词“唤起民众觉悟、推翻封建思想、振作民族精神”,引起了流亡日本的革命者陈独秀的关注。遭到学生误解围攻的陈独秀,在李大钊帮助下脱困,二人相见恨晚,就中国的救国之道展开讨论。

其实,早在这次相遇之前,陈独秀与李大钊就曾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上,有过一段关于爱国主义的对话。

袁世凯窃取国家权力后,以国家、民国的天然代表自居,称那些反对他复辟活动的革命党人,是“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称“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以自恣”。他打着“国家”与“爱国”的旗号,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加以镇压。对此,全国人民极为愤怒,纷纷采取不同形式予以反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究竟还值不值得爱?怎样爱国才是正确的?这些问题在先进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关注。

191411月,陈独秀基于对现实的悲愤,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对“国家”与“爱国”进行思考与探讨。文中指出,中国并未形成“近代国家观”,国人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陈独秀认为,爱国要有立场,不能把爱国与效忠袁世凯混同起来,打着爱国旗号来掩饰窃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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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若国家为民者则可爱,若国家为害民者则不可爱,“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盲目地去爱国,就会上当受骗。

当时的中国,陈独秀的所思可谓是对旧有观念的打破,让人耳目一新。但即便是这样,李大钊还是从此文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撰文予以回应,标题即为《厌世心与自觉心》。

李大钊抓住的是陈独秀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厌世”态度,即他对旧社会“破”多“立”少。只说缺点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特别是李大钊从自己同学那里得到的反馈,是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已经看不到中国的希望了。李大钊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说清楚,需要进一步阐发。(王雪滢)

“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李大钊文的题目虽然有“厌世”二字,但是他要表达的却是反对这种消极的态度,呼吁人民不要放弃爱国主义信念,要提振信心。文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这里李大钊想说的是,爱国,就去建设一个可爱的国家;不能反过来从自己的角度考量,这个国家是否值得爱,才去做点什么。真正的爱国者,也可能会“爱之深责之切”,但绝不会停止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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