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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之推崇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不仅将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而且身体力行地倡导书法。于书法，他独尊王羲之，在其登基之初，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弘扬王羲之的书法，并亲自为王羲之撰写传记，不惜重金搜求其墨迹三千六百纸。死后竟以《兰亭序》随葬，由于他的提倡与推崇，确立起了王羲之“书圣”、“书法至尊”的崇高地位，开创了有唐一代书风，影响了从唐至今一千多年的中国书坛。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无限推崇表现在诸多方面。 (一)他身体力行，实践王书。李世民出身于王侯之家，从小就受翰墨熏陶，虽然一身戎马住惚，但只要有机会就会挥毫作书。据载，其每得王帖，不仅自己锐意临仿，命诸王子临帖五百遍。其书深得羲之神髓，所书《晋祠铭》不仅开了行书上石之先河，而且也是难得的书法名碑。清钱大听评日:“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摹手追乎右军者深矣。”《温泉铭》则是太宗的又二佳作。书法来自二王一脉但不守形似，在雍容和雅之中，又显劲整奔放。草书《屏风帖》也胎息二王，笔力遒劲，神气飞动，为一时之绝。宋张来《宛丘集》说唐太宗“用笔精工，法度粹美杂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确实《淳化阁帖》卷七也误将唐太宗自慰帖》、《晚复帖》串人王羲之诸帖中。 (二)不惜重金购募收藏王羲之墨迹。唐太宗笃好书法，尤喜王羲之，遂竭力搜求王羲之墨迹，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太宗于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何延之《兰亭记》载，太宗所得《兰亭》是特派“负才艺多权谋”的“智略之士”御史萧翼从僧辩才处“计赚”而来的。及太宗大驾将崩，仍不忘使《兰亭》殉葬，绝代墨宝遂“随仙驾人玄宫”。 (三)亲自为王羲之作传论。历代王朝，皇上为臣子作传论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趣事。而唐太宗屈天尊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论》敷文傅彩，对王羲之的书法评日: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所谓“区区之类”从前文看，指钟舔、王献之、萧子云等人。此外，他又指出，张芝、师宜官“无复遗踪”、“罕有遗迹”，则自然 也不足论了，可谓推崇备至。 (四)以王羲之之女字为临川郡公主字。王羲之的女儿字孟姜，“颇工书艺”，唐太宗就以孟姜为自己“主工箱隶，能属文”的第十二女的字。这件事情说明，在唐太宗看来，王羲之书法不仅是他学习的楷模，而且也是下一代继续学习的典范。英国当代历史学家W·H·尔什指出“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只能确定发生了什么事件，却不能说明那些事件何以如此这般地发生，那就绝没有完成他的任务”，在研究唐太宗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这一问题上，也应如此。对此有必要做一些分析研究。笔者以为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唐太宗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是诸种条件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弘扬王书是唐太宗政治上进行“文治”的需要。在统一事业中，李世民军功卓绝，得到了众多将士、大臣的支持和拥护，从而得以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皇帝的宝座。“傻武修文，国既定，四夷自服。”可见，“修文”是必要的、必需的。“联(唐太宗)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公谓文容不如蹈厉，斯为过矣。”即位之初，百废待举，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要有大批人才，以适应“绥海内”的需要。而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为此，太宗不得不广开才路。网罗人才。唐太宗之所以唯独推崇王羲之书法，是出于“江北起家”的他要笼络当时江南或称“江左”的广大民众，即南朝后裔，尤其是原属“江左”系统的地主阶级、文人学士之心。 (二)太宗崇王是历史的郑重抉择。南北朝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书法)的主流在江南，以王书为代表的南朝书法是当时中国书法发展的主流。南朝书法，自东晋以来，几乎全笼罩在“二王”的书风影响之下。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等，均是王派书家。梁武帝萧衍对王羲之书法评价很高:“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网，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经他提倡，带来了中国书法史上第一次学王高潮。僧智永得王羲之书法之精髓，其“求书者如 市，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而成“铁门限”。他还曾手书《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分赠江东诸寺各一本。真可谓“妙传家法”，所以“其流裔甚广”。在北方，虽有瑰丽的魏碑书法曾经绚丽一时，但总体水平却不及南朝。“永嘉构难，文学之士，相率渡江而南”，人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在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要相对落后一些，故而不及江南“人文荟萃”。北魏书碑、造佛像之风盛行，然而“庸夫愚妇造像之记，武夫悍卒志墓之文，岂能尽由文人撰句?!”。即使是学士的“书丹”，亦往往由“田夫石匠率尔操瓤”。这种书法自然不及由“相率渡江而南”的“文 Arto.gest书法史论29学之土”为“艺术而艺术”所创作的书法了。北朝“文物鄙陋”，所以“诸事效慕南朝”。比较南北朝书法的不同发展水平，可见以王书为代表的南朝书法是当时书法艺术发展的主流、总趋势和大方向。历史发展到唐初，书法名家不下三五人之多，除了王羲之，能够担纲书坛宗主角色的大约三至五人，如蔡岂、钟爵、王献之、萧子云等。蔡以隶书独擅，虽定楷式，却怎样也成不了真、行、草流行时代人人能学习的范式。钟、小王、萧即使不如李世民贬的那样不堪，但他们的人格力量、思想、学养以及艺术成就等，也没有谁能比得上王羲之。子敬在南朝影响盖过了大王，但面对南朝柔媚纤弱的书风流弊，李世民是不能再举这面旗帜的尽管我们可以不满于李世民的偏颇，如果要我们不带偏激情绪来作历史抉择，也非王羲之莫属。 (三)太宗推崇王书是书法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北朝楷书隶意尚存，用笔方折劲健、质朴雄浑，表现出北方兄弟民族粗犷豪爽的性格特征。她与当时“江南风流，疏放妍妙”富有创造性的南朝书法相比，则表现出相对的落后和陈旧。魏晋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的时代，这一演变是历史自身发展的结果。这一时代造就了承前启后的两大书法革新家—钟矫和王羲之。他们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钟爵变八分为楷，其楷书“左右波挑”，仍存隶意，“古而不今”。“千年书体的发展，是沿着‘古质而今妍’的道路前进的，隶意汰除愈多则愈显进步”。王羲之顺应当时隶书向简便易行的真书、行草书演变的历史趋势，创立了妍美流便的行草书。“增损古法，裁成今体。”含篆隶而不露痕迹。可见，王羲之书法是合乎历史前进方向的具有远大前途的新生事物，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从书法应用的角度看。唐以前官方公文仍沿用隶、篆书体，书写既费劲，又难辨认，显然不能适应贞观时代办事讲究效率的需要。北朝书体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南朝书体“疏放妍妙，长于尺犊”。王羲之书法是在“魏有禁碑之令，晋代因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一开始就写在纸帛之上，妍美流便，正适合于唐初书法应用的普遍需求。 还有，行书、草书更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书信、记事，书法创作中的寄寓情感。北朝书法却多碑楷而鲜行草。王羲之书法不仅真体是“书之圣也”，而且“草行杂体”亦是“如清风出袖伽由)，明月人怀”，是“草之圣也”。它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故而哪有比它更适合于唐初弘扬的书体。 四)李世民崇王还有着更深刻的大文化背景。唐王朝作为全国统一的政权，在开国之初确立政治、经济全国大一统格局时，必定要求形成大一统的文化走向。隋王朝(589一617年)作全国性政权，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局面，从而为唐代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与此相应，文化艺术出现了南北趋同和融合的走向。就书法而言，出现了丁道护、房彦谦、史陵、智果等名家。皇权乃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它是文化的主宰，不仅如此，皇权甚至还可以影响民俗和时尚，民谣“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瘾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便是形象说明。李世民在位的贞观时期作为封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情况当然也不例外。李世民对书法的深情爱好依凭着权力的巨大张力向社会渗透、扩散，对有唐一代的书法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aab2fd2f4b73f242336c5fd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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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7
